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和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唯其强调的是“中国特色”、“中国化”，则这种研究不能脱离我国新文艺历史发展的实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历史实践，而更应重视的是认真总结、反思、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我国的文艺实践。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最切实的重要工作。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方针，清算“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已经走过30年辉煌历程的新时期里，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也经历了一个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事业发展的30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科学先进的思维方法和开放的视野，全面、深入地开展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文艺思潮的论争、文艺理论的学术研讨和文艺创作、文艺实践状况的总结研究，是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我国先进文艺建设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意义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诉求的重大课题。 由“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开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90年，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和不断丰富发展的90年。从这一历史进程入手，把这90年划分为具有各自不同历史内涵、又有内在联系的3个30年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研究中心点，对这30年文艺实践活动所提出的重大的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进行梳理、研究，反思问题，深化认识，探索规律，是切要地深入研究主题的切入点。理论探讨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关键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实践的历史时代特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以此解读、阐释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90年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在历史演进的承续与发展中认识与把握改革开放30年文艺创作、文艺工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实践的理论建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一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总是通过与一定时代的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其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实现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都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工作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最初并不带有指导行动的思想理论意义，只是当时个别向西方寻求兴国救民之道的知识分子在大力向国人宣传介绍西方进化论、启蒙主义等思想理论思潮时把它作为西方一种通常的新的理论学说译介进来的。较早的如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月刊）1899年第121至124册译载的英国颉德著《社会进化论》前三章和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虽不无曲解之处，但却是最早在中国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1903年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片断；1906年，《民报》第2号、第3号刊载朱执信著《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专节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大致内容；第4号刊载的译文《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述》，专节介绍了社会主义；1908年，《天义报》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1章；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主办的《新世界》半月刊第5期，全文刊载施仁荣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所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第1卷第1号刊载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作为介绍一种经济学说提到马克思，把马克思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相提并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并未把它视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中国寻求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求思想理论指导，将其作为中国社会革命行动的指南予以宣传介绍，在“五四”时期形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想思潮。 1918年，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1789年至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同：“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同年，李大钊还发表《庶民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5号）、《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年，发表《新纪元》（1919年《每周评论》第3号），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的胜利。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李大钊在第5号第6号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论学说。1920年，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以唯物史观从经济上阐释中国的社会历史状态与反家族制度、反孔子主义的新思潮。他还发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讲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等，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理论价值。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所作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演，全面论析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肯定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2年2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年2月21－23日《晨报》），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阶级自觉”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学说，倡导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指导社会。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他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晨报》副刊），从俄国革命历史的论述中阐扬十月革命精神，赞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