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的著名观点，这篇文章以“启蒙”与“救亡”两大“性质不相同”的思想史主题来建构中国现代史，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最终造成了“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①。1989年，李泽厚在《走我自己的路》的增订本序言中再次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②。作为“青年一代的美学领袖与哲学灵魂”③，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八十年代的人文知识界被迅速资源化，对八十年代人文知识的整体建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同样作为元话语参与到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进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装置”，实现了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完成了具有八十年代鲜明特征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以“救亡压倒启蒙”为原点，重新梳理其发生与影响，考察它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折射出八十年代的知识语境和研究立场的哪些特征，成为我们回望八十年代时绕不开的几个话题。 一“文革”的他者化与元话语的发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拨乱反正”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词语，新时期政治借助于批判和清除各种“文革”流毒，正本清源，有效颠覆了“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中，新时期政治在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政治的集中围剿中，完成了政治形态的转型，确立了新的政治形象。在新时期主流文化的合法化进程中，将“文革”他者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而新时期知识界在某种程度上也积极参与到主流政治合法性的文学论证中。 作为政治事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于1976年，对其性质和根源达成共识则是在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④，在为“文革”做出定论之后，《决议》提出了后“文革”时期最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文革”的“内乱”性质与“文革”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间的距离显示出两个时代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主流政治的权威发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得到命名——“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新时期”成为后“文革”时期的合理称谓，文艺界迅速将这一主流话语应用于文学研究，在1978年6月25日的《文学评论》上，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再一次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至此，政治层面的“新时期”衍生出相关的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两者之间在共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否定“文革”的同时，文学上的“新时期”开始重新启用五六十年代曾经在“文革”时期受到批判的各种文学观念和文艺政策，努力发掘与“文革”时期大相径庭的文学资源，来彰显新时期之“新”，在这一过程中，“五四”运动在1979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讲话》中作为一个重要传统参与了新时期思想文化的酝酿和构建。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是在这之前的旧民主革命时期不曾有过的……它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它提倡科学与民主，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以一种完全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声势浩大的英勇进攻。”⑤ 在这次纪念讲话中，“五四”不但因作为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的革命史意义得到高度评价，同时作为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史意义也得到新时期主流文化的肯定。在此层面上，以“五四”为重要的历史参照联系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从反抗“四人帮”极权、思想解放的角度对“四五”运动予以新的历史评价，并且由此梳理出“五四”与“四五”两场时隔近60年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为标志，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既是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高举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战胜了‘四人帮’的暴虐统治。”⑥ 在将“文革”定性为“内乱”进而达到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前提下，“四五”运动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价值在于将“五四”运动的反封建传统重新纳入新时期的社会现实，从批判“四人帮”，努力实现新时期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提供启示。“今天人们正在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强加的封建法西斯的精神桎梏和现代迷信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认真考虑，采取措施使我们的事业重新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因此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完整的准确的掌握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正确地研究和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这一切“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在现阶段的伟大发展。”在这种主流话语的权威表态中，“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被正式嫁接到新时期，成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主张也迅速转化成新时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合理表述，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在“五四”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实现了对接。“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之后的惨痛复归。”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