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写文化”运动。这场与后现代主义有不解之缘的运动，不仅逐渐瓦解了人类学与文学先前的坚实的整体论，同时也使人类学与文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融。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宪比较简明地概括了文学领域中的后现代表现，“他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1、事物本质永恒不变的观念受到怀疑。2、价值中立受到质疑，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突破显出来。3、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语言的自然属性遮盖了其中包含的差异、阶级性。4、由于真理总是相对的，很多理论家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存在明确的人人认可的意义，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语境。5、相对主义观念的兴起。宏大叙事衰落，小叙事兴起。”① 台湾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它全力地感应着后现代，但在融合过程中也不忘把自身的特点悄然吸纳，自成一派风景。 一、游移的族群认同——回望的虚幻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它几次三番存于别国手中，形成一个移民社会。族群问题也一直是台湾文学中挥别不去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贯的母题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族群问题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书写形态。从日据时期的作品到国民党来台后统治的几十年间及国民党丢失政权后，族群问题的写作开始逐渐位移，也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微妙化。作者本身的身份也开始去单一化。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大批大陆居民迁往台湾，并掌握主要的政治权力，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形成所谓外省人这一族群。外省人来台后使台湾的族群问题逐渐突显。在现今的台湾有四个族群：原住民、台湾客家人、台湾闽南人、外省人。在人类学中，族群一般被定义为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的一群人：生物上具有极强的自我延续性；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边界一旦划定，不同族群便在各自的阵营里观望对方、审视自我。游移的族群意识在书写族群这类主题时，主要表现是外省人对彼岸的怀想和思乡的愁绪以及在融入台湾后的种种离散情绪，还有本省人书写与外省人沟融过程中的冲撞。 (一)外省人书写：书写父辈和书写自身 从书写自身这个角度切入族群这个问题的作品不多，其中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弟兄们》为代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让从“眷村”走出的第二代重新拾起回忆，重新感受种种曾有过的忙乱与猜测，让对“眷村”有误读的人们看到一幅幅“眷村”生活画卷，对第二代“眷村人”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不啻是一则外省第二代成长后对于族群关系迷离的一种新辨析和呼告书。对族群问题的切入更多地是从书写父辈经历入手。早期的白先勇《台北人》中便是这样，他的作品中多个人物交织成回望主题，暂时性地居住的想望，时时回望彼时生活，将去台的第一代内地人似植物嫁接般最初的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世纪末这种情愫早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嫁接状已经变成镶嵌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书写主体也发生变化：外省第二代已经逐渐成为这个领域主要写手。他们开始通过对父辈夹杂着乡愁、夹杂着青年梦的破碎而不能实现、根的遗失进行重新阐释，并在惘惘中有了新的自我对于外省人的认同或认识。①他们不仅书写着自己对于外省人身份构建的迷思与困扰，也开始构拟父辈们的曾经，期盼能从点滴的“蛛丝马迹”中获取恒久的坚定，再连接上自己存在的部分，找寻一种持续的脉络，但一切却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如骆以军的《医院》和郝誉翔的《饿》等作品。 骆以军的《医院》从“他”去医院探望干爹开始，寥寥话语中穿插了他父亲、干爹及其朋友们来台后的生活画卷、各自不同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生活在父亲以及他“建”字辈的兄弟们中间。他会惊讶于他们之间纠结与拧不断的情谊，也一度模仿以为获得过，比如“他”和赵叔叔的儿子家华。他和家华可以畅快地编织故事，甚至为着虚构的故事情节制造一场无妄的火灾。他们看起来默契十足仿若父辈般，但那只是时间凝固下的一个片段，不是绵延。多年后与家华的相遇也不过是陌生人。这一切并非无迹可寻。相对父亲们，也因为父亲们，他们又宛如亲兄弟一般。他们是第二代，这不是他们能够选择决定的。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走进父亲们几乎闭合、封存得很好的记忆世界，但他们拥有开启的、流动的记忆存储系统。他们可以抽身出来，观望。“他”作为外省的第二代一面迫切地想融进父辈们曾生活过的共有空间，一面又不断追索着与父辈们的相似之处，但临到最后，其实是很早就发现“他”与父辈们的人生是绝无共通之处，他们始终生活在另一端，操着不太一样的语言，怀揣不一样的回忆“像鬼魂一样地陌生与遥迢”②。他们适时地拨散着身份带来的困扰与困惑，所以他们会利用多种途径消解迷团，进而会去探望“干爹”，这一举动是一种对过去世界、对岸世界积极的填充，还是一种想尽力完成心理拼图的努力。 郝誉翔的《饿》以一种带着奇幻色彩的父子(女)对话方式开始——父亲在电视直播中边做饮食节目边与电视机前的“我“的对话将读者带入父亲们的那个看似闭合的世界中。而开启这一切的却是生理上的一种需要——饿。他的父亲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饕餮”之徒，他仿佛是随着饥饿在不断迁移。但生理上的饥饿其实伴随着沉重的心理饥饿。他以为一旦生理饥饿能消除，那心理上的饥饿也会随之消逝，但是他却陷入如大柳面面汤一样的乡愁里。做食物的每一道工序都像他曾经踏过的每一个地点，形成一个个烙印，引得他怅然。他的命运伴着无以名状的饥饿感，换乘着不同的火车最终来到台湾。垂垂老矣，在新加的、旧有的、繁复的饥饿中渴望有人能倾听。但那个倾听者说：“爸，可是你根本就不应该搭这班火车的，如果你不搭，就不会到台湾去，也就不会有了后来的我。”③父亲极力地拉扯着“我”乘上那列火车，希望“我”能陪他一起熬煮那碗叫乡愁的汤，但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不需要迁移的，所以父亲那满是乡愁的烹饪节目被淹没在一大堆台湾现代美食节目中。“我”和父亲面对的不同的时空，“我”理解父亲，但不理解他执拗的乡愁。“我”需要面对新的饿。饿在小说中其实象征着的变化力量——国家之饿翻滚这渺小的个体之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