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伴随着先锋诗歌本身相对沉寂但扎实有序的艺术上的自我寻找，一场不那么大张旗鼓但仍然明显有迹可寻的诗歌观念本身的现代性重构出现。这里的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由于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的理性实用、平稳有序的历史进程中萌生的历史意识很容易和现代性的观念和意向合拍，另一方面也由于历史断裂、转型导致的文化语境与文化氛围的变化，使得诗歌不得不走向自我的冷凝、回归与反省。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寻找自我的建构性力量，艺术现代性的比较泛化的理解意味着艺术的纯粹、自足的走向，那么当这一切与实际上的新诗向来大规模艺术探求空间的匮乏与诗质诗意的单薄情形相遭遇时，在诗歌观念上走上一种现代性的重构、或重构一种“现代性”的诗歌观念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人们未必有明确的意识、未必乐意接受这样的名号，但无疑，这种现代性的重构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另外，它虽然主要涉及的是先锋诗歌领域，但它的反思范畴、实际论域、目标指向乃至现实意义都覆盖了整个的新诗，它只是选择了最具探索和反省意识的先锋诗歌领域作为它的实际发生地带。 一、历史的“断裂”与“重临”：新诗写作的现代性反思与历史重叙 80多年历史的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被编织进了以革命手段推动进行的社会进化运动之中。因此，在新诗自五四开始的现代性诉求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五四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而是一场远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1](p26)，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新诗本质上的功利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作为前无古人的新诗，只能以一种“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彻底诀别过去的姿态，从遥远的未来汲取前行的动力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这两方面决定了中国新诗现代性进程中的根本缺陷：功利倾向使它无法坚守自身，抵押未来又使它不能反求历史、把握现在，新诗从来没有形成自身的艺术的自由意志[1](p26)，对于艺术而言，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所以至少至“文革”结束，中国新诗的历史几乎可以看作是反(艺术)现代性的历史，也就是自我丧失的历史。与之互为因果的是迫之惟恐不及的对于被时间抛弃的焦虑——对“时间神话”的崇拜。这种建立在直线性的时间观念之上的“时间神话”，作为支持革命观念、推动“光明在前”的现实革命斗争的武器，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将时间的制高点当作价值与话语权力的制高点，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全在于它在时间上是否占先，是否拥有时间上的“新”。相反，一旦成为时间上的“过去”，马上就变得一钱不值。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时间神话”本身并没有成为过去，它顽强地支配了几代人并且今天仍然支配着与革命无缘的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就诗歌及文艺领域而言，从先锋诗人竞相以“某某代”自居并以此骄人，到“后学”批评家对于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命名的“后一切主义”，无不在证明着“时间神话”的强大余威及其支配下当代诗歌及其他文艺形式的凄凄遑遑。 当然，“断裂”在暗中发生着，事情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就历史负载与现实指向而言，与“朦胧诗”直指社会的革命不同，“第三代”诗歌则主要是进行一场文化的革命。“第三代”诗歌变革的动力除了来自社会政治的层面以外，更主要的倒是来自(包括对于社会政治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政治方面的动力。这就决定了对于前者来说，诗歌基本上不能改变社会，后者因为较少历史负担和具有较大的言说自由度，可能比前者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但就其“效果历史”而言，由于文化的层面可以容纳观念的过滤与积淀中的重组，所以就“第三代”诗歌观念最终的艺术价值指向以及艺术与社会层面的关系而言，在大的趋向上讲它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艺术观念的范畴。“第三代”诗歌观念在社会历史的现实语境的规约下，不得不成为后现代观念的现代性投影。尽管如此，“第三代”的诗歌运动在相当程度上继续了时间神话的同时，借助于追求“断裂”与“差异”的后现代性的文化范式本身的思想动力与观念变革、生产能力，作为对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理论反映与理论总结，一系列的不同以往的诗歌观念范畴被提了出来，诸如对于艺术自身的坚持、“纯诗”、“个人写作”等。它们反映了诗歌观念本身在“反历史”的面目之下的历史因革与历史关联中的关系，历史意识在这里作为限定性的消极力量登场。 从理论的角度讲，唐晓渡等人提出“个人写作”、“个体诗学”中的“个人”、“个体”范畴并无优越性可言，更重要的是在其历史的关联中去理解这种观念本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及其意义何在。对于“个人写作”与“个体诗学”，“……不是要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要提请注意聚集在这一概念上的若干‘踪迹’和‘投影’。这样的‘踪迹’和‘投影’包括：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写作、青春期写作、对西方现代诗的仿写，或许还得加上近些年大行其道的‘大众写作’和‘市场写作’。”[1](p111-112)“个人写作”与“个体诗学”，正是在对与以上的非个人与反个人的写作传统的断然决裂中，沉入自身的本质性的历史位置，向着历史洞开自己的巨大的写作可能性。因此，所谓“实验诗”的可能性，正在于这种写作本身作为一个动态的创造过程向着历史的不断展开。[1](P43)与此类似，在当时的情形下，艺术创造主体对于艺术自身的坚持，并不表明一个追求艺术的纯粹性的唯美主义者或是一个“纯诗”论者，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敏感锋锐历史意识：艺术本身也必须对历史敞开，在与历史保持经验沟通与交换的动态关系中，超越过于强大的将一切抹平并纳入自己的线性时间与整齐秩序的历史权力。因此，“纯诗”它所涉及的是诗歌艺术如何得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本体依据，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面对商品化洪流的冲击，“纯诗”将越来越成为诗歌所无法回避的客观规范和价值尺度[1](P54)，“纯诗”命题将具有多重的现实指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