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暴力、血腥、冷漠、虚无感、颓废感等叙事元素,在当代文学中似乎已经有了大大的收敛,与此同时,涌现了一批充满热情、富于诗意并且饱含悲悯情怀的文学写作潮流,尤以“底层文学”为最甚。然而,这些作品一旦合起来,在某一段文学史的大格局观察,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角度大同小异的叙事选择,马上就会映照出相同时代趋于强势话语的某种同一性趣味来。不妨以刚揭晓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若干小说为主,看一看这些同一性的趣味到底是些什么。 肯定诗意,也要看见主体性的乏力 底层文学不仅有力地改变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现实结构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扭转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既注重了底层者个体相当不堪和不得圆满的一面,也关注了个体内心世界油然而有的安详、宁静、爱意和善良等核心生命体验,以及美好的理想信仰。底层叙事虽可能肇始于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然而最终努力接通人类共性价值的诉诸,甚至怎样褒扬都似乎不过分。可是,由人的精神问题转向人的文化属性问题,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思想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恐怕是底层文学不能不警惕的一个价值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把民间视角变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诗意呈现。 刘庆邦的多数短篇小说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在我的阅读视野内,他这方面题材的小说一经出炉,就马上被选刊看中。这至少说明,民俗文化内容他了解得多并且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这类小说可能更与以选刊为代表的某种文学标准有关。当甜腻的趣味,温软的抒情和内敛的私人意绪走俏的时候,底层文学或许就走向了它本意的反面。 比如他曾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故事主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大体结构是《人生》中刘巧珍和高加林的翻版,即最终因为男青年的“进步”而与女青年在文化上拉开距离的恋爱悲剧。刘庆邦的着力点在“鞋”上,选鞋样、呵护鞋底、精心纳鞋底的过程,就是女孩子干净、纯朴和对他人世界不无天真的理解过程。注视人的单纯、逼视人简单的一面,这在人性越来越欲望化,越来越复杂难辨的今天的确值得一再强调并且给予充分肯定。但随之而来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单纯的土壤究竟是什么?结合刘庆邦为数不少的篇目会发现,刘庆邦的问题不只是重复自己,比如故事模式的重复,对人看法的重复等等,而且他是过于信赖民俗文化对人的发现了。《鞋》中的“鞋”实际上充当的是过去农耕文明的一个特定符号,也就是说,女孩子天真、纯朴、善良只能在既定的民俗文化内部是合理的,一旦走出这个圈子,离开以民间的名义定位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一切都将面临着打破。那么,女孩子的人性问题恐怕就要重新调整。这表明,刘庆邦的诗意、爱意、纯真其实是以从现实中撤退为代价的。《响器》中高妮对美的追随,《春天的仪式》中星采对“梦”的坚守,等等,几乎都无法把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尤其往往受外力作用的他者世界纳入其中。民俗文化视野中的单纯和简单不等于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从此就消失了,情况可能是被遮蔽了。这里,刘庆邦利用民间已有的送葬仪式、布鞋情结,承载了人物传统的生命形式——这些深入其中的人物命运,只能在给定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具有悲剧性,无法离开那个文化土壤而存活。这也说明,民俗文化它代表民间社会价值取向时是有局限的,至少人物的深度还不能放置到现实中去一再拷问。这是把民俗文化秩序等同于传统的局限。它只能让思想顺延和臣服,而不能使思想具有“否定”的功能。因此,这类小说,它企图创造的正面肯定性形象除了提供回忆和伤感,它的审美诉求就不会有力地撼动现实的深层结构。人们从过去寻求意义,也总是会在对过去意义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义。这种常常处在意义与放弃意义之间的徘徊状态,也是众多作家退回到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困厄。只表明他们寻找自己意义的乏力,而不能说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新意义。进城农民的书写,走向另一个写作诉求,即他们需要求证底层者被迫碰到的“现代性”问题。这在本质上与退回到民俗文化没什么不同,都描写了当代中国底层者的尴尬与忙乱,或者宁静与自闭。 从这个角度,《吉祥如意》完全可以看做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产物。不同的是郭文斌知道儿童视角的局限,他也清楚完全地沉浸到封闭的民俗文化秩序当中对小说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吉祥如意》就基本上是在伤感而不失欢愉,怀旧而不忘祝福,凄怆而不失美丽,匮乏而饱含善意的抒情诗调子中,给即将面临危机的生命,给正在遭受困厄的情感,给已经囚禁了自由的人们,用心灵的温暖吼出来的赞歌。作者在末尾特意注明的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2003年端午(非典时期)草于鲁院”、“2006-7-26改定”。其用意,我的理解主要是包含了这样的意思:提醒人们,在平安的日子里不要对这个本来高贵的“吉祥如意”表现得过于麻木。面对突然降临的天灾——祝福吧!面对人祸——那些提防的眼神,那些恐惧的战栗,祝福吧!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传说中能通血脉、能驱除瘟疫的艾草,就出现了童心透明的五月和六月。他们相互传递着艾香,他们相互传达着善良。然而,在更高的视界来看,即离开了孩子的领受能力和种种仪式制造的自洽氛围,沉重的生活是否还会节日般归来? 诗意、美好甚至甜美的确是《鞋》和《吉祥如意》的共同特点,但当我们把它们赖以赋形的美学形式——仪式般的民间文化模式去掉,让它们的人物走进当下的现实,女孩子还有心思耗费几乎全部的精神把玩一双在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鞋吗?走出童男童女期的五月和六月还会被艾草的芳香陶醉得不辨姐弟界限吗?也就是《鞋》的诗意,是以时间上的距离,造成了人们对美的追忆;《吉祥如意》以心理上的反差,还给人们心理上的补偿。放大了看,赋形于民俗文化形式的小说,之所以能给人一种情感上的震撼(当然,震撼是这类小说毋庸置疑的美学贡献),是因为人们在接受的时候已经十分明白它无力担当“现在”,它仅仅属于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与此在的命运、生存、冲突、变局毫不搭界的历史遗产,甚至一定程度上恐怕是以故事的形式充当着人们一再追思的传统文化模型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把本来有价值的民间视角转换成民俗文化本身,才使得来自历史的、时代的、现实的和各种意识形态网络中的人在文化的意义上寿终正寝了。因此,他们的诗学观都是以逃避的形式,封闭的事相,民俗文化的母题麻痹了人们对当下现实的自主判断。也不妨说,这类文学因放大了属性特征明显的文化,最终放弃了对人的追问。它们是说事的文学,而不是写人的文学。这也就部分地回答了当下现实为什么无法甜美的原因。因为一旦触及到当下现实的人,就必然要首先进入弱势者的生存世界,或者所谓优越者的存在世界。不管是底层者的物质问题,还是优越者的无聊问题,都不可能使一个有思想见地的写作者盲目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