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每一个“十年”，都是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年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一段已经逝去时光的回顾和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新时代潮流的规范和引领。就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而言，理论上的清算、探讨和争论，创作中的求新与变革，批评的推波助澜和重建，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纷纭复杂、斑驳陆离、变动不居的文学浪潮。1986年10月，新时期文学走完了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对十年文学进行全面总结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由于生活经验不同，理论视角各异，学术积累深浅不一，到会的学者们对十年文学的总体评述、经验总结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与会者们之间的“交锋”普遍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关注，表达了各自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规律、道路和方向以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艺术世界等重要问题的不同理解。 作为对文学十年历程回顾和概括的批评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发表之后，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思潮的论争持续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并逐渐成为八十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之一①。在此过程中，“向内转”的提出、讨论以及引申出来的种种问题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讨论命题的本身。当我们重返这一观点内部(包括其外部语境和自身理论争鸣)时，使我们看到当时文学界的话语方式的选择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基本关联，看清文艺学学科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向内转”倾向，即从重外在关系的研究转而重文学内在特性——文学自身种种属性的研究；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向内转”与意识形态场域的密切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对“向内转”，文学界并未完成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命名。而那种试图将“向内转”纳入到心理学研究和“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言说方式，除了重复着八十年代批评家们所表述的“方法变革”和“研究转向”之类的观念，对于“向内转”的内涵、争论的历史原因，事实上始终缺乏较有说服力的文学史描述和分析。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是从探讨“向内转”的内涵入手，对“向内转”产生的场域以及由它引起的诸多争论进行历史回溯，并分析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向内转”的争论，为什么批评家、文论家们要以“向内转”来命名“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同时，我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命名”的方式是如何参与到八十年代文学的“建构”和“规范”中的？这种参与和实践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知识谱系和文学传统，它与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价值立场、文化政治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它又产生了怎样的、或许是批评家们自身未曾意识到的意识形态效果？于是，本文也就试图从这一引起争鸣的理论观点的清理和回溯的逆向运动中谨慎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一 何谓“向内转”？ 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是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文艺报》上展开的“阵势拉得更大，延续时间最长，论点最为针锋相对”②的讨论和争鸣。讨论源于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第三版上刊载的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根据鲁枢元的回忆，“《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已拖延了将近五年的时间。”③随后的讨论文章又对这场论争的一些背景和延伸进行了补充，“文章当时发表后并没有立即引起讨论和争鸣，而是沉寂了一阵，直到1987年6月20日周崇坡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一文，同时，《文艺报》还刊发了‘编者按’，意在就此展开讨论。至此，这场围绕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针锋相对的争鸣正式拉开帷幕。围绕这个问题，《文艺报》的第三版前后共刊发了十四篇文章，直至1987年的最后一期，还用了一整版的篇幅进行讨论，同时，也加了一个暂告一段落的‘编后’。”④那么，鲁枢元到底提出了哪些观点才引起了文学界的论争呢？他提出的“向内转”的涵义又是什么呢？ 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总结和评价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现象、趋势与成果，他认为“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趋势。”而且“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⑤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鲁枢元对“向内转”的涵义始终语焉不详，而是间接地界定了何为“外向”的文学，即“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这也成为“向内转”此后引起批评、争鸣的关键所在。随后，他在文中运用诗意的笔触从预设的批评角度和层面用“向内转”这个具有动态形象的语词对新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概括——“它像春日初融化的冰川，在和煦灿烂的阳光下，裹挟着堎嶒的山石和冻土，冲刷着文学的古老峡谷。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这份“口号”式、“姿态”性的评价真实地呈现了批评者对当时文学的理想化、单一化理解，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推动的一种文学实践，也充分表明了“从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最初的欢欣和愉悦。一种被认为是对文学自身、文学真理的发现而带来的热情的想象。”⑥十年后，鲁枢元再次撰文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重新进行了确认和辨析，他说道：“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向内转’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争议，从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的语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的引进与发挥”，紧接着，他对“向内转”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