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

      

      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地方性经验，很长时间是淹没在文学史的浩浩长河之中的，在不少人眼里，它与江南文学、东北文学、西北文学、巴蜀文学等地域文学同类；如果一定要探究海派文学的特色，那无非是海派文学作为后起之秀，活泼有余，沉稳不足，是一种根基不深的文学类型。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只是见到了海派文学的一个侧面而已。海派文学相对于中国的很多地区的古老文学，的确显得非常年轻，文化积淀也远远不及其他几种文学类型。但海派文学能够在诸多中国地方性的文学经验中呈现自己的风貌，靠的是别具一格的强劲生命，而且，这种文学生长方式有着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经验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范式的示范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值得人们格外地关注。

      海派文学的独特，最鲜明的一点就在于海派文学是一种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文学写作，而中国其他地方文学的审美经验，几乎全都是以乡土为背景生成的。所谓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文学写作，最根本之处，就是突现出现代都市生活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海派文学是现代都市文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较为发达的城市文学，但这种城市文学与作为现代类型的海派文学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传统典籍对城市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易》经中就有“日中为市”的说法，《吴越春秋》中也有“筑城以卫君”的记录。换句话说，城市在中国古代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文学在远古时期就存在了。但海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经验，它所产生的基础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文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海派文学依赖的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以商贸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关系。近代兴起的以商贸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传统乡土文明，是一种以讲究效率为前提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交流方式。并且，这种现代城市文明的生产方式是通过经济杠杆形式，以超大规模的城市为基础，打破地域限制，采取跨地域的方式，快速乃至高速进行生产和交换。因此，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之间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在于，传统城市大都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具体地说，传统城市的形成，往往经历了从军事中心、政治中心然后再到经济中心、文化艺术中心这样的线型发展过程。军事、政治的重要性是这些传统城市的根本命脉，也是这类城市担当的基本功能。现代都市的形成则与此相成了一种对照。它的形成大都出于商贸的需要，通商是这些城市的基本功能。所以，现代城市的形成往往经历从商贸集市，扩大到地域商贸中心、经济中心，然后是政治中心、文化艺术中心这样的过程。

      上海作为现代都市，它的成长经历正体现了现代都市的一般特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与一般江南小镇相比，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地方。①1843年，上海只是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但在随后的数十年岁月中，凭借自己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在南北交通、内外贸易过程中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商贸城市。上海城市激情膨胀和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本活跃的神话。这些资本除了来自江浙周边地区的蚕丝、茶叶等传统农产品交易所获外，更多的是来自海外的国际资本的投入。最初到上海的外国人中，有不少都是以谋取商利而来的。据统计，在上海开埠一年中，英美商行达11家，其中怡和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巴地洋行、宝顺洋行等都在外滩圈地造屋。至1854年，洋行激增至120多家；到1876年，外国在沪洋行总数达200多家。在19世纪60年代，外商在上海的财产总值超过2500万英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年贸易总值最高时达65％，最低时也维持在44％左右。进入20世纪之后，外资投入更是加大加快，世界各大银行在沪都有自己的派驻机构。据1927年统计，外国银行在沪的资力(资本+公积金+存款)相当于中国本国银行和钱庄的资力总和。仅1931年，外国在沪投资金额就为11.1亿美元，占在华全部投资的34.3％。这样高度密集的国际资本集中在上海，尤其集中在上海租界范围之内，其投资品种和经营种类，如纺织业、制造业、印刷业、交通、电力和通讯等，都是当时技术程度比较高的新兴行业。②这种以寻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通商活动，在高科技的支撑下，使得上海以一种神话般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起来。上海的对外魔力，从上海人口增长方面可以很具体地见出。开埠之前，上海本地不过数万人，开埠之后，10年不到，至1852年统计，上海人口已增至54.5万。1910年，上海人口为130万，突破百万。1933年，上海人口为34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③这样超大规模、高速增长的城市，不要说在以往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过，就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高度密集的国内、国际资本，新型的现代高科技产业，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人口，加之租界这一特殊的样板示范，这一切从精神文化层面的确构筑起一种特殊的氛围。尤其是对千百年来以乡村生活为原型的中国人的经验、感受而言，上海社会、文化空间中所汇聚的社会、人生经验，真可以用“陌生”一词来形容。这种陌生感最直接地来自新到上海的外地人的感官印象。外滩建筑和租界中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新的视觉景观，任何一个初到上海的外地人，差不多都会以惊异的眼光注视这一切。跑马场、留声机、舞厅、影戏、新式学堂、文明戏和男女社交，同时也让这些惊异的外地人感受到都市生活别样的新鲜刺激和愉悦快乐。至于通商和新产业所形成的社会需求、人际交流，更是构建出新型的人文发展空间。譬如洋行和各种与对外贸易相关产业发展起来的社会人力需求，在上海社会中形成了买办阶层。这些以洋务为业的近代人物，不仅熟悉洋务，而且在平素日常生活中吃番菜、用洋货、看报纸、送自己的子女进洋学堂，仿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念衡量社会人生等等。这些时代新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篇章。④在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读书人的人生选择几乎还是单一地走科举的道路。举业不顺者就意味着人生事业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但在上海，因为洋务发达所造就的人生事业的新空间，给许多科举道路不顺不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另一种事业人生的选择。例如，海上闻人王韬，最初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希望科举求仕，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乡试不中，求仕不得，他只能在上海以授书译书为业。后因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之事，遭清政府通缉。这样的读书人如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概不会有什么良好的事业前景了。但在上海，以及他后来的流落地香港，王韬通过帮助外国传教士麦都思、理雅各译校中外书籍，不仅成名成家，而且也成功地发展出自己的人生事业。他周游英、法、德、日、意等国，筹建出版社，出版《循环日报》，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熟悉，国内鲜有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