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与频繁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家族制度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50～70年代宗族被当作封建事物受到扫荡，作为宗族资源、载体的祠堂、族谱均被毁”，“没收族产、批判家族观念和某些负责人，令有组织的家族自行瓦解了，确切地说是令家族组织基本消失了。但因为中国之大，各地状况的差异，民族的众多，家族组织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绝迹……消失的是有形的组织，而无形的家族力量仍然潜存着。”(1)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形家族组织的解体与无形家族观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族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家族叙事作为一种隐性结构存在于革命历史小说，文学中家庭内部的血缘情感淡化，人物之间阶级情义凸显，传统家庭逐渐被颠覆、解构与建立在阶级感情之上的革命大家庭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而这种新型的家庭形式却一样积淀着家族主义的痕迹。 家族制度的最终解体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开端几乎是相伴而生的，由于家族统治与封建大家庭在当代社会的消亡，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作为反封建思想启蒙文学形式的家族小说由三四十年代的中心开始走向边缘。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创作传统在当代作家那里没有得以很好的继承，但家族作为一种创作母题以一种潜文本的形式存在于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形成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相互交织的文学格局。梁斌的《红旗谱》与欧阳山的《三家巷》尽管不再具有家族小说典型的审美特征，但它们在叙述革命历史的同时采用的却是家族复仇、家庭感情纠葛的情节结构，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显示出家族话语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存在方式。 《红旗谱》作为革命历史经典小说，叙述了北方农民如何从自发反抗发展到党的领导下自觉反抗的革命之路，塑造了三代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但作品所叙述的朱、严两家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冯家两代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又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复仇。老一代农民朱老巩不满地主冯兰池公开霸占琐井镇四十八亩官地的不义之举，奋起反抗，终因势单力薄而失败，结果一气身亡，造成女儿被歹徒强奸后跳河自尽，儿子逃亡他乡的惨剧。朱老忠后来参加革命，成长为无产阶级农民英雄，其革命最原始的动机则源自于家族仇恨。“因为乡土文明化的中国人无一不是在家族血缘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氛围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转化为一种与家族共存的神圣的血缘使命感，使得本家本族之内人与人之间始终具有某种不可分离的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利益关系。而在精神人格上，如果家族内成员受到来自家族外的迫害侵犯或耻笑侮辱，也意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尊严受到损伤凌辱，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为家族雪耻报仇的义务。”(2)正因为如此，朱老忠报仇的决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一辈还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为报仇，他立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誓言，为报仇，他抱定培养一文一武的计划，为一文，他卖掉自己家心爱的小牛犊资助江涛上学，为一武，他忍心让儿子大贵当壮丁。可以说，“家族仇恨不但是英雄行为的驱动力，也成了英雄事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3)朱老忠性格的许多内涵，都可以从家族复仇层面得以阐释，而他作为农民英雄的性格魅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作为一种家族复仇的豪侠性格与乡村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的有机结合。 如果说梁斌的《红旗谱》形象地揭示了农民革命英雄性格的家族意蕴，成为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的经典的话，那么，欧阳山的《三家巷》则表现出作者追踪革命来龙去脉的叙事冲动，其特点在于将个人成长、家族兴衰与革命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体现出家族、历史与命运的有机组合。同样是写人物性格的成长，梁斌赋予朱老忠家族复仇的革命意义，体现出由家族复仇到阶级复仇转化的内在逻辑，而欧阳山更注重周炳性格成长的文化土壤，相对突出的是其由家族亲情转化为阶级情谊的心路历程。如果说《红旗谱》给我们建构了一个阶级阵线分明的战斗营垒，以突出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那么，《三家巷》则侧重表现的是革命斗争复杂性的一面。作者将人物放在一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与阶级关系中进行表现，设置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空间环境——三家巷。这里居住的三个家庭代表了当时广州社会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一个是手工业劳动者铁匠周铁家，另一是工商资本家陈万利家，第三个是官僚地主何应元家，而在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在第一代，周、陈两家是连襟亲戚，确立了血缘关系，第二代，既有换帖兄弟(陈文雄、张子豪、周榕、何守仁)，又有爱情关系(周炳与区桃的爱情，后同陈文婷的感情纠葛)、婚姻关系(陈文雄同周泉的结合、陈文娣先后同周榕、何守仁的结合，陈文英同张子豪的结合等)，从而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体现出中国家族本位的关系特色。这些诸多的家庭关系，折射出当时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也同时成为主人公周炳性格成长的家庭与阶级环境。陈家、何家兄妹们对革命与感情的双重背叛使周炳终于摆脱掉家族亲情的羁绊，而开始了向以阶级感情为基础的革命立场的转变。 父子之间的思想冲突是现代家族小说主要的情节模式，而到了当代社会，由于讲述话语的年代叙述革命历史对革命传统的强调，因此，存在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祖孙父子间文化立场的碰撞相对淡化，父子之间的精神承传得到彰显。当代家族叙事中显性的父子相继与隐性的父子冲突同时存在，如果说显性的父子相继主题的展开反映出小说创作时代语境的要求，那么，隐性的父子冲突情节的设置则揭示出特定时代的历史本相，能比较真实地描绘出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心理与思想性格的冲突。《红旗谱》中的冯贵堂与冯老兰，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他们同属反动的地主阶级，有相似的思想性格与阶级本质，但从文化立场上看，他们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价值观上存在诸多矛盾。抛开阶级属性，应该说冯贵堂作为接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没有那种激进的锋芒，但他的改良村政的设想、要求父亲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拆宗庙办学堂的行为、发展工商业的实践，都体现了“五四”时代“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的思想主潮，他的一些改良主张既得不到包括父亲在内的守旧农民的接受，更无法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认同，他的道理父亲不接受，他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政府违约问题也同样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所有的改良最后都一一失败，他感慨地对同学严知孝说，“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那算是不幸。”他的失败，昭示出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失败，他的悲剧，既是社会文化的悲剧，也带有部分家族悲剧的意味。受作家政治文化与阶级分析的视角影响，像冯贵堂这样的改良知识分子的悲剧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显然是被遮蔽而无法得到彰显的。而他的被忽略被误读与江涛、贾湘农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被弘扬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