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中心，经济只是在城市主要功能基础上衍生的附加功能，没有体现出城市与乡村质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又具体的，它们之间形态上的对立被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消解了。“从我们今天的现代意义上勿宁说：整个古代中国都是乡村性的，因此它没有必要独立出一个‘农村’来。”[1]而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经济与军事的东方化扩张和他们在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与政治统治，打碎并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在此冲击下，晚清政府逐渐放弃“重农抑商”的国策和洋务运动依托城市创办军用和民用企业，都在推动着中国城市性质、功能和面貌的变化，这打破了传统的城市与乡村性质的一体化，开始形成城乡在地域空间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形态上的分化与距离，而这种差距势必造成乡村的衰败和农民向城市的出走，造成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成为中国追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问题。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民一直走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就成了在路上疲于奔命的追赶者。”[2] 中国新文学在诞生不久就开始关注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物群体，“逃离乡土，进入城市，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3]潘训的小说《乡心》是20世纪20年代较早出现的描写农民进城的小说，“这一篇小说虽然并没写到正面的农村生活，可是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的代表”[4]。然而，摆脱了贫穷的乡村来到了都市，阿贵也仅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因为患病还欠了一些债务。“出乡来，也总是如此往往，究竟有什么好处？”城市谋生的艰难和不习惯于城市生活的阿贵开始怀念故乡，越来越强烈地流露出难以排遣的乡愁。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等小说也都表现出江南农村的衰落和农民外出谋生的艰难。这些小说的叙事背后，正是茅盾所说的“农村衰败”的社会与经济背景，随着殖民经济、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破产，农民们祖传的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已经使他们难以在乡村立足而被“挤出”农村到城市谋生，但是在心里上、感情上和价值认同上他们还没有对城市生活及其文明做好准备，人在城市而心在故乡，城市生活的艰难又加重了他们的心理折磨与困惑，从而造成他们在身心两方面的撕裂感和痛苦感。到20世纪30年代，吴组缃、王统照、老舍和后起的东北作家萧军，也都从各自的生活领域和视角，描写与审视被迫进入城市的农民及其生活和心理状态。当然，20年代作品对农民离乡进城的历史背景的揭示相对简略，30年代的这些作品因时代因素、作品篇幅和作家思想的深度与视野的扩大，他们对于历史背景和农村衰败原因的揭示，就比较深入、全面和丰富。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有所生存的乡村世界呈现出全面凋敝的态势，小农经济不仅在工业资本介入下破产，还要遭受来自兵匪之乱的掠夺与祸害，他们时刻面临着被预征钱粮、被拉夫修路的“农奴”命运。破产的奚大有只能走向城市。老舍的《骆驼祥子》虽然没有对祥子生活过的农村作具体描写，但从作品的其他情节折射出的，仍然是农村的贫困和军阀战争的拉夫抢夺造成的动乱。而萧军小说《第三代》则描写了经济以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因素：帝国主义渗透下东北农村阶级压迫与反抗的激烈，以及反抗失败后的被迫离乡。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多种原因全面瓦解着乡村，逼迫农民走向城市。 然而，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都很低，一般市民的工作和温饱尚难以解决，远不能吸纳那些来自乡下的农民。于是，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遭遇到无法谋生、无处谋生的困境。吴组缃《栀子花》中的乡下人祥发抱着对城市赚取钱财的幻想来到北京，然而工作难找，只能当抄录的工作，而且这样简单的工作最后也难以为继。三四个月之中，他体验着“干枯，寂寞，孤凄，愁苦，压迫，恐慌”，城市既非乐土又浮躁喧嚣，生存压力大且心理紧张焦虑，远不如乡村那样使人内心安宁。王统照和萧军小说里的奚大有、汪大辫子等进城的农民——包括妇女和孩子，都普遍感受到城市的艰辛、凉薄和焦虑，始终无法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无法真正认同和归依城市生活、城市人的行为和城市文明所代表的一切，在城市生活的紧张感、无力感和渺小感只能导致和加重对城市的厌倦和逃离之心。这样，由于始终无法在物质、经济与精神心理上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山雨》里的奚大有、《栀子花》里的祥发、《第三代》的凌河村农民，丁玲小说《奔》里闯荡上海的湖南农民，最终都离开城市、重返故乡农村。萧军《第三代》写的凌河村农民在城市生活十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候，有一段对农民看到故乡时的动人场景和心理描写，这段描写透露出的，不仅是农民对故乡自然风物等“物质存在”的热爱、欣喜和怀恋，而且是对故乡代表的精神价值即乡村文明的热爱和认同，这热爱和认同的反面，折射出的是农民对城市及其文明的厌恶与拒斥。离乡—进城—回乡的人生模式和轨迹，就包含着对乡村与城市的生活选择和文化价值选择。 当然，不是所有进城的农民都返回农村，生活的复杂性也决定即使是农民也不一定都选择同样的人生道路和模式，20世纪30年代小说在这方面的描写也不尽相同。丁玲小说《奔》中写经济破产阴影下从乡下到上海谋生的农民，先来到都市的依然是“都市乡下人”，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和心理的焦虑使他们如《乡心》里的农民一样，身在都市而心在故乡，做着返乡的打算和准备。而未到过城市的乡下农民则前赴后继地涌向上海。城市作为圆点不断地接纳和吐出农民，最终，总是有一些对城市绝望和无法忍受的农民返回故乡，也总是有一些农民作为外来者而留在都市。返回乡村的继续贫困，而留下来的则要继续忍受城市的艰辛、贫困和折磨，还要忍受乡情的折磨。乡村与城市都不是农民的天堂。 老舍的《骆驼祥子》里进城拉车的农民祥子，与大多数同时代文学作品里写的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讨厌乡村而喜欢城市。即使在受到虎妞“假怀孕”恐吓而手足无措之际，祥子想的还是绝对不回乡下，宁可看守北海公园的白塔也不回农村当农民，不管受到多少城市的磨难，“忘本”的祥子选择的都是拒绝回农村。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像祥子这样在乡村与城市的生活选择和价值选择上完全倾向后者的、原本是农民的人物形象，可以说独此一份。然而，小说的叙事表明，祥子的选择绝对是错误的和悲剧的。具有城市文明反思和批判意识的作家老舍，把祥子置身的、喜欢的北平都市及其文明形象化为“吃人魔窟”，是在政治、阶级、经济、身体、性爱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吞噬乡下农民的各种“妖魔”的所在，拒绝回乡的祥子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中，只能一步步被吞噬和牺牲，最后从人变成鬼。祥子的人生道路和结局，形象地揭示和预示了离乡进城的农民谋生的艰难、希望的虚无、毁灭的必然，在离乡进城的农民和都市及其文明之间，构制了一个命运和文化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