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空间的开创：《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

      

      1902年，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从第1期开始发表《新史学》，赋予新史学“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重大使命，并断言“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单刀直入把史界革命推向其提倡民族主义的前台；同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同样以革命家的豪情，主张“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②，意在通过小说界革命来维新国民、创新国家。这两个事件并非出于偶然：准备将民族主义在中华大地催化成“相与呼应如潮然”的梁启超，有意把新史学视为“思想之进路”，把新小说视为“心理之感召”③，使新小说成为推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利器，发挥民族认同的感召作用。因此，从“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出发，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提倡“新小说”，其合力即在于推行民族主义。在文学的一面二者的互动颇为有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在发表《新史学》时推出新小说，反映了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思想启蒙策略，导致近代小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2)新史学与新小说追求共通的叙述“书法”，新小说在“文章学”的意义上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3)二者共同开创的“想象空间”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但在新史未出、史学不振的当时，梁启超更为重视小说的想象“魔力”，遂使新小说承担更大的民族建构责任。钩沉二者的互动，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小说改良运动从学术思想到文学想象的独特思路。

      一、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

      时人谈及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大多把这一文学上的创举与《新民说》紧密相联，然而此说尚有未尽然者。其视野的盲点即在于对当时梁启超“著史”情怀的忽视。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说，他在1901—1902年间，一直勉力“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其事未果，于是又创办《新民丛报》与《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④。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史学》应是《中国通史》的总纲、体例与中心思想的揭示，它与《新民说》及《新小说》均有内在的联系。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新史学》，都属于梁启超的一篇“思想草稿”⑤，且与新小说后来的“甚嚣尘上”相比，《新史学》的命运相对颇为寂寞。诚如当下史学界所言，“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后”⑥；即使是梁启超写于民国九年的《清代学术概论》，对其《新史学》也无一字之总结撰述；也只有到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去世，史学界才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盖棺定论，认为《新史学》“以新观点考查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首创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照鉴之历史”⑦。事实上，在改良群治的共识平台上，《新史学》的昙花一现与新小说的异军突起，一开始就与梁启超思想革命的实践策略密切相关，是梁启超为启蒙话语谋求沟通形式的巨大转型的思维结果。⑧

      以《新史学》提倡民族主义，通过学术思想谋求改变一国之精神，反映了梁启超仍然袭用传统士人“由经史中寻求经世之道”⑨的手法，但面对“今中国人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⑩的现状，经史大义的深微宏阔不易被人广泛地理解，会大大影响宣传效果。著史、读史的困境促使梁启超寻求解决之道。而看到小说与历史在叙事上的共通性及重视小说通俗化人的奇效，催生了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想法。

      从历史渊源来看，梁启超的这一想法应与晚清关于小说与历史关系及其叙事功能的重新思考、定位相关。晚清小说地位的提升是伴随着在小说中“发现”历史这一过程的。如“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11)，已为小说灌入了充分的史家意识和历史内容。1897年，幾道、别士发表的第一篇近代小说专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也断定“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12)，其后更指出“史亦与小说同体”(13)，认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事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14)。幾道、别士的观点大大地震动了梁启超。别士即夏曾佑，梁启超十九岁就与其订交为挚友，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新史学家、新小说理论家。幾道即严复，梁启超称其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15)，并一度引他为精神导师而为之赋诗“震旦流传此导师”(16)。史华慈认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远比康有为更为深远(17)，即据此而言。围绕着《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生的这一段姻缘，其主角就是新史学家和新小说家，其结缡之产物已指向1902年的新史学和新小说。

      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同样不可忽视。从百日维新的惊魂和遗憾中出走，梁启超暂别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以学术和文学为中心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工作(18)。在这里，梁启超与日本“新史学”和“新小说”不期而遇。与日本学界的交往，使他结识了很多新学之士，“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数十”(19)，读其著述，“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0)。其中为梁氏所倾心的就包括日本新创之史学(21)。而与日本文界如启蒙作家德富苏峰的交往则对梁启超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德富苏峰“在讲授美国革命史和英国宪法史的同时，也把1885年出版的《佳人奇遇》等政治小说作为教科书使用”(22)。这一行为无疑再次促使他把历史与小说紧密联系起来。梁启超看到“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他指出日本著译的新小说，如《花柳春话》、《春莺啭》、《系思谈》、《春窗绮话》、《经世伟观》、《雪中梅》、《文明东渐史》、《经国美谈》等，都为“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他甚至畅想与这样的小说家“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古今，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磈磊磅礴、错综繁杂者，而一一熔铸之”(23)。其后梁启超称其撰作新小说“叙述皆用史笔”，其目的“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24)，为小说打开了历史及思想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