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与新时期文学

      

      张炜

      时间：2007年10月31日

      地点：济南

      人物：张炜（作家）

      任南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6级博士生）

      一、怎么看文学史对自己的评价

      任南南：张炜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杰出作家之一，您的创作和动向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研究者，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可能不光看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表述，同时还希望了解作家是如何看待文学史对自己创作的评价的。据我了解，目前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您20世纪80年代的《古船》、《秋天的愤怒》有不同的评价，如有的认为它们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改革的艰难以及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把它们定位为“改革文学”，而有的则认为它们的价值追求代表了“民间理念”。我们知道，文学史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一方面来自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结论，但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评价也会出现调整。有的评价，可能会对作家以后的创作产生一些影响，但作家对所有的评价不一定都认可，可能还会认为它们与自己的创作存在距离。在文学史共识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也是常见的。您怎样看这些评价？您认为它们能否较为准确地论述您80年代创作的真实状况？

      张炜：我不太熟悉教科书中对《古船》那个时期的作品的评价。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一些评论，部分读过了。我觉得评论家的文章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初衷和目标。这些文章对作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作家要吸纳许多营养，注意来自各方面的看法，这是作家面向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读过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但总的来说，评论和作品的写作还是不同的，其出发点和目标区别还是太大了。评论的概括性、所谓的大处着眼的特征，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最好的评论并不因此而忽略作品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比如作品的语言，细节，文字褶缝中的微妙，人物个性的深层，诗意，感性和张力，激情的饱满度，隐于文字中的气质、幽默感……实质上类似的东西才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精粗。这些往往是作家创作中的依赖，也是最终能否走远和存活下去的保证。个别评论有时难以摆脱“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这样的论证逻辑，但这种逻辑其实于一般的作文是相宜的，对于复杂蕴涵的文学写作是不相宜的。

      对于文学本身，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时反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优秀与否，即作家精湛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陶醉。如果评论太冷静也太清晰了，连艺术的微醺都没有，结果就会成为状态之外的冷议。这样的评论与作品和作家都是隔开的，并不能搔艺术之痒。

      我记得在80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如何想得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为诗意……这一切所激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内容——只是离不开而已。

      评论不可能不概括，但在优秀的评论家那里，这种大处着眼，这种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应该是良性的，即有助于进一步走入艺术的纵深地带；如果反过来形成了遮蔽，这种概括就成了问题。

      作家希望评论能够紧贴着语言走，一直走入作品内部。

      任南南：现在在大学课堂上，一般都把《古船》作为您文学创作前半期的一部“标志”性的小说来讲解。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文学史著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当时，它确实也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另外的原因还有，人们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把它当作中国当代乡土题材中的“突破”性的小说来认识的。在此之前，虽然有赵树理、柳青等人的探索，但从“文化”角度对中国农村的历史做整体反思的乡土小说，好像还没有出现。当时，您是怎么构思这部小说的，想没想过要超越赵树理和柳青已有的那些贡献？

      张炜：因为《古船》的写作离现在二十多年了，具体构思的过程以及创作状态已经有些模糊。回忆一下，当时我发表作品已经十余年了，但总觉得还没有真正写出自己。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十分清晰。当时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这种希望有一次更重要更深入、更集中更酣畅的表达的心情和愿望，变得强烈起来了。那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它可以容纳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重要经验。当时的阅读量很大，中外现当代（介绍过来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可能都读过了。我觉得有一些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和生活的密度还需要增强。我想用这一次实践来改变一下。

      好像没有想很多对以往某部具体作品超越的问题，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考虑。因为当年只想怎样写得精彩，怎样把深深震动了我、让我或激越或肃穆的场景和情愫表达出来，怎样不使共鸣之弦松弛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当时的状态。技法层面的东西想得不多，如果有，也都及时糅合在“状态”里了，成了整个“状态”的一部分，所以印象反而不深，记不住了。

      写作《古船》的前后，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沉浸，感动，冲决，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二、人文精神讨论与文学转型问题

      任南南：1993年，由于中国社会急速转入了市场经济阶段，旧体制的问题还未理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社会矛盾接着又大量出现了，这对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激烈冲击。“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除了几位学者，作家中您和张承志在这场讨论中的表现最为“抢眼”。1995年，人文精神讨论的中心话题由“人文精神”转换为“道德理想主义”，您与张承志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与王蒙、王朔（二王）展开对阵，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商业化社会下的功利主义行为及知识分子的慌乱心态。在当时，人们可能更多把双方争论的观点看作一种姿态性的东西，它们的深刻内涵和矛盾也许还没有时间充分地展开，您今天能否对这场争论做一些更为深广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