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一、文学史写作：《班主任》尴尬处境和背后的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刘心武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讨论这个作品，是试图对“新时期”的开端做一个重构；显然，《班主任》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有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新时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快文学界就自觉地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班主任》发表在这次政治命名的三个月以后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很自然地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它被视为“三只报春的燕子”之一①，并通常被看作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 然而，这一开端的尴尬性在八十年代后期就以“拒绝的承认”的方式展露出来，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当中。文学史都做这样一分为二的处理：把它视为一个先声而肯定它的思想史上的意义；同时指责它艺术上的粗糙而不对它做过多“文学性”的分析。新近的一本文学史写作则更进一步，明确表示由于这一类小说“多少留有社会政治一体化年代固有的写作模式和套路”，因而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小说的真正‘裂变’是从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开始的”②。 这种轻率的否定暴露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文学性这一观念并非如我们所想的连贯、一统，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到中后期的先锋浪潮再到九十年代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各个时期都在处理一系列的格格不入，而试图把所谓的新文学统一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话语力量，这一统一性所针对的是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异质性，更进一步说，这个话语以相对于五十—七十年代的“不连贯”来表达一种衔接五四的连贯性。然而这样一种一统观念的造成并非易事，《班主任》正在这个意义上被看作一个“尴尬的开端”而蒙昧不清。 聪明的文学史都在坚持这种“断裂——连贯”说，它们当然会对某一些“历史文物”熟视无睹或语焉不详，一旦讨论伤痕、反思，它们总是避重就轻，将其纳入一种颇为顺畅的宏大叙述：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开端，开始背离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并从它的“政治性”下逃脱出来，走向“艺术性”的康庄大道。而《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就仿佛是一个“历史中间物”，它有着旧时代的污垢（与政治的勾结），又点燃新时代的火种。这些火种，在陈思和的表述中是“知识分子精英化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洪子诚那里则是对个人的关注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③。 正因如此，我选择了《班主任》这个“可疑的开端”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这里的“可疑”并不意味着我试图说明《班主任》是不正宗的源头，并企图寻找另一新的源流。事实上，我不以为存在一个源头，在那里新时期的文学性如同一个被久久压抑着的地下河忽然浮出地表，一个真理的火种终于被重新点燃；我恰恰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一系列断裂、排斥、拒绝、重现等形成的一个话语形构，我试图将《班主任》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文物”来看待，我要做的工作是寻找这一文物形成的各个错综复杂的踪迹，并试图追踪这些踪迹背后的权力。这样，我的讨论势必在于攻击一种将“文学性”本质化的叙述，不管它是以“真理复归”还是以“人的觉悟”的面貌出现。同时，我也不想做一个简单的文化政治分析，比如断定新时期是“走资派”重新掌权的时代，而《班主任》的被重视是因为它凸现出来的“个人话语”对“集体话语”的重新启蒙完全符合了这种权力诉求。我以为，在转折的年代这一历史的最生动之处，各种关系有着复杂的敌视、结盟和背叛，将其简化，将会陷入二元对立的陷阱之中（比如给集体话语做翻案文章）。我在本文中想呈现的是这个生动的历史复杂性，在“新时期文学”的观念形成之前，寻找一个复杂的话语衍生系统，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历史前提”。 具体而言，我接下来所要探讨的是《班主任》的主体是在何种权力语境下产生和自我调节的；它又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层面界定和改写的，这些界定又经过怎样的斗争被组织进一个叙事策略。 二、作家身份与作家姿态：《班主任》的声明主体分析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班主任》是反抗五十—七十年代一体化，表达知识分子主体觉醒的作品，而刘心武如抵抗黑暗的勇士一般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勇敢投稿；作品从而发出对集权政治的控诉和知识分子启蒙呼喊的声音（救救孩子）。 尽管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对这个开端的一种惯常的“记忆”，但在我们接下来的对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一说法错漏百出。这一记忆是为一种更宏大的叙述服务的，而它本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事实上，《班主任》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宣言并不是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出现的，而这个宣言发言的主体也许并不仅仅是刘心武这个个体，这个宣言与发言主体的身份、主体在整个形势中的位置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作家和当时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发表宣言的时空问题。其实，就连刘心武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体制内作家的身份，他在十年后的回忆文章里这样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