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写作以来，阿毛居住在文字里从事文学创作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作为个人、作为作者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如果说一个人的“写龄”——写作年龄最长不过六七十年的话，阿毛的“写龄”已经走过了个人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过去二十年中，阿毛以她杜鹃泣血般的文字，用她心、灵、骨、肉写下了一首首诗，一篇篇小说和散文。可以说她是“在三棵树上唱歌”。为了写作——这个美丽的事情，她一直“坐在暗处，睁着一双发光的眼睛”打量着喧嚣嘈杂、光怪陆离、变化莫测、咄咄逼人的世界，希望给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说到底，人类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语言——话语的现实。世界因话语而存在，话语实践在人类三大实践（物质实践、精神实践）活动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份额。作家创作的话语世界——文学世界——是一个间于感性和知性之间，可以承载历史、解读现实、塑造形象的虚拟空间。在虚拟的世界里，作家对现实所进行的追问，实际上就是现实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当下的可能，在场的可能，审美的可能，以及艺术的可能……将N种可能性用语词复现，使潜在的、想象的、隐含的现实显现化、明朗化，成为人的审美对象。 阿毛用她的诗文，建构了一个世界，一个诗的世界，一个审美的世界。细读阿毛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就可以发现，阿毛的创作世界是一个分有和共在的多元整合。一方面她是在以旋转的舞姿在三面镜子前复现自己，让自己的写作尝试分有、对应文学文体的多个领域，她自己也说：“我恨不得用身体和灵魂来爱无数种艺术……可是我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灵魂”①；另一方面她又希图以诗意与灵魂的共在将三者统合，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爱欲、存在、死亡的独特理解。对阿毛的创作，我以为，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解析： 倾诉：一个人的歌吟 其实，一个人的人生经验本来就是具有戏剧性的，是充满了坎坷和矛盾的，故此，人生经验就是个体希求从纷繁复杂的矛盾对立走向和谐统一的辩证过程。人生所有的经验最终都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对现实的关怀、对理想的追求、对苦难的直面、对历史的承担……所以，诗是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诗歌是估量生命之思无限可能性的尝试。”②“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③ 阿毛就是以她那一个人的倾诉、歌吟，在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女性的，也是人的。这个女性的人是一个审视存在、反抗存在、抵御存在的人。因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是那样地令人不安，令人质疑，令人焦虑，令人恐惧。为了抵御恐惧感的侵袭，为了克服时时袭来的焦虑，为了让不宁的心静下来，阿毛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希望用习惯的定式与前在相逢，所以她说：“就让时光把记忆变成迷宫吧，／尽管树枝已不是树枝，／花朵也不再是花朵，／流水和岩石也不再是它们自己，／我已经习惯把这些放进句子里，／让它们和你住在一起。”因为她坚信：“……尽管一切已不可说，不能说，／但总有不变的。／就像阳光之中还是阳光，／阴影之下还是阴影。”（《总有不变的》）在阿毛的诗学理念中，静止和伫立是人对于现实和存在对抗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希望一种姿态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与存在的抵抗时，所能选择和依靠的方式就是静止中的伫立。因为静止是最好的倾听，静止是最佳的修行。身体静止时精神在前行，姿态静止时思想在前行。也可以等待希望，等待惊奇。因此“当更多的人用傲慢表达自己／在诗坛中的地位，我滞留在／不让人看见的某处，用静默反抗／一切喧嚣。就这样相信／躯体的伫立往往能让／一个人的精神前进许多。／诗歌就像我们的前世／站在不能看见的来处”（《天才，一个预言》）。阿毛就是这样伫立着，让想象前行，让词语奔跑，让心绪波涛汹涌，使之更接近诗歌，接近生命，接近爱情，接近宽容与智性……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曾精辟地指出：“心理经验是有机体和外部环境之间接触的符号表达……是意义使一个词成为另一个词；使一个经验成其为一个经验的还是词的意义。”④阿毛在一个人的倾诉中，揭示了她独特的心理经验的符号表达。她在《我不抱怨偏头疼》、《印象诗》、《我和我们》、《当哥哥有了外遇》、《今年看〈去年在马伦巴〉》、《2月14日情人节中国之怪状》等作品中，不断地审视外在的存在，审视当下的社会现实，审视个人从身体的心灵的细微感受——寂寞、寒冷、不安、晕眩、疼痛、失眠、绯闻、外遇、遗忘、离散、颤栗、死亡……将心理经验和语词意义相整合，写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被批评家称之为“不象诗的诗”，也在诗歌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我一直以为，关于阿毛诗歌的争议，集中于诗者少，集中于人者多；集中于诗歌形式者少，集中于诗歌内容者多；集中于内在批评者少，集中于外在批评者多；集中于诗学、意义判断者少，集中于道德、价值判断者多。这里的少与多，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诗歌传统批评的痼疾，也呈现出当下诗歌批评的顽症。这里对于阿毛诗歌所谓的“像”与“不像”的批评，实质上是诗歌界一种既有标准的考量，所谓的“像”，就是是否符合近百年来新诗创作存在的既有“范式”；所谓的“不像”，就是与已有的成规、“范式”相悖、相冲撞、相抗衡。“像”与“不像”的论争，其实对于阿毛来说，我倒以为更多地是她作为一个诗者在倾诉，她的诗歌创作突破了以往诗歌创作的既有“范式”，使接受者看到诗歌也可以“这样”写。也正是这些“不像”诗的诗歌，成为阿毛新世纪为中国诗歌创作带来的新诗作、新相貌、新景观。 在场：身体的感觉 如果说阿毛新世纪的创作是一种在场的写作的话，这种在场更多地是以一种身体的在场出现的。当身体孤独伫立于存在世界，环顾周遭，个体的人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生命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个体的人的生命，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的。人从诞生至死亡，个体生命成为时间长河的短暂者，而其存在的标识是身体的在场。身体存在则个人存在，身体弃世则个人消亡。个体是短暂的，时间是永远的；身体是速朽的，时间是永恒的。 阿毛有个自述曾经写道，她的写作是以生命的终结——死亡为起点的。死亡的刻骨铭心让她震惊、伤痛、低迷、沉郁，唯有写作可以舒缓并宣泄死亡带来的惊惧和缠绕。是写作让她走出生命的低谷，感受到世界的温煦，世界的安详。此后，阿毛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基本的写作材料和动力，渴望以文字让逝去的生命存活。在人的生命体验中，最重要、最显在的体验是身体的感觉，身体的体验。身体的寒冷、温暖、颤栗、痛楚、睡眠、苏醒、呼吸、哽咽、吞噬……所有有关身体的种种感知，都被阿毛写入了她的诗歌、小说、随笔。在阿毛的创作中，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外在感觉信息的敏锐接受者和内在世界的真诚敞开者，以身体的接受和敞开作为中介的种种交往、互动，成为写作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身体”可以看到世界的风花雪月、斗转星移，通过“身体”可以透视内心、窥见灵魂。阿毛关于身体在场的创作大致可以这样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