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现代作家，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显露出来，即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会发现，以往对作家和文学史的书写，已成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受到挑战与颠覆。事实上，我们在对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对把他同时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书写，显得并不充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只关注在文学史里给作家一个“文学”的定位，而忽略了躲藏在文学深处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关于这个“历史”所需要的相关资料，相对艺术文本来说十分匮乏，甚至根本就消失在了历史的真空里，连踪迹都难以寻找、捕捉。尽管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并非自传。即便自传，也非绝对可信。因此，无论是研究者写作家论，还是从作品人物、结构、主题、思想、艺术等层面进行剖析，时常与那个“历史”分割开来，也是自然的。这很像考古发掘，在没有史料印证的情形下对历史做出难免主观的推论常常带有冒险性，因为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推论就有可能化为云烟，连沦为笑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以“历史”之眼关注“文学”，或可带来新的学术可能性。 一 一份新史料 《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5.大事记》（以下称《大事记》），标明“初稿”，16开，54页，铅印，封皮已退成浅蓝色，下方注明“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时间1967年8月。这是一份难得的新史料。 开篇首页红字印刷着两段“最高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出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翻过页，是落款为“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总部”的“几点说明”，明确说明“这个《大事记》，选择了北京文联十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包括以前在文联工作过现已因各种原因调离的一些人的部分言行，和现在文联编制之内的人在未调进文联以前的某些重要言行。这个《大事记》，侧重选择了文联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部分事例，因为篇幅所限，而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及文联广大干部和群众跟黑线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则描述不多”，还强调指出“这个《大事记》，只是个初稿，一定会有重要的疏漏，甚至错误”。今天看来，只涉及老舍的内容，就真的存在“重要的疏漏”。也正是这个“疏漏”，使我们有可能反向推论老舍对“自由”有着一份执著的精神坚守。 从这份以编年形式编写的《大事记》本身看，锁定的“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三部分人，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此，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非主要“斗争对象”的老舍，里边提及的文字并不多，全部摘录，也只有以下15条： 1.1950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1950年回国。彭真、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逎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致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第2页） 2.“3月间，卖国主义电影《清官秘史》出笼。……后来，廖沫沙又示意老舍写‘戊戌政变’，屡经翻改最后以反动剧本《茶馆》出笼，为封建主义唱挽歌，为旧社会招魂。”（第2～3页） 3.1950年9月，“由彭真授意，李伯钊出题，老舍欣然领命而创作的话剧大毒草《龙须沟》在《北京文艺》创刊号上出笼。……由本年国庆节开始，逢年过节均由老舍开一个穷困画家名单，由文联赠给十几元，二、三十元。后来成立了‘国画研究会’，也是由老舍及右派徐燕荪、王雪涛等把持。”（第3页） 4.1951年，“12月，由于《龙须沟》给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树碑立传有功，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把反共老手老舍封为‘人民艺术家’，并举行授奖仪式。当时北京市新闻处叫嚷说：老舍‘提供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光荣范例，’‘是文艺工作者一面光荣的旗帜，’公开树起这面黑旗，对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第4页） 5.1955年5月，“《北京文艺》创刊（十六开本，这个刊物一直到66年5月被迫停刊）。由老舍署名的发刊词中，鼓吹反映旧市委把持的这个北京独立王国，为首要任务。”（第8页） 6.1956年，“本年。反动臭‘权威’老舍炮制出大毒草《西望长安》。第二年一月，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疯狂进攻之际，又抛出大毒草《茶馆》。”（第12页） 7.1959年3月，“市文联与文化宫、首都图书馆、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业余文学创作讲座’，老舍作了污蔑工农群众创作、反对党的领导、胡说：‘百花齐放就是政治挂帅’的黑报告。”（第19页） 8.1959年，“本年。老右派老舍在一年里连续抛出三株毒草《女店员》、《红大院》、《全家福》。”（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