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纪念丁玲百周年诞辰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作者的一篇佚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此文写于访苏归来的1952年4月，当时作者没有拿出去发表，后来也许就遗忘了。直到五十年后，家属清理材料才又发现。这篇佚文在我读来熟悉而又新鲜：熟悉，是由于类似的内容在其他文章中看到过一些；新鲜，是因为丁玲在文章中首次集中而公开地谈了当年土改时由实际生活引发的种种原始想法，以及她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矛盾、苦闷和最后作出怎样的决断。丁玲是这样说的：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的情况。 关于对中农，如顾涌这个人物，也曾花费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写成以后，我找了一个地委干部来看，让他提意见，他不同意我对顾涌的这个写法，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我当时很苦恼，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回去安安稳稳地写我的小说。 还有，就是对黑妮的处理。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他们都还年轻，是否也要和地主一样的看待呢？我想，地主的家庭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儿女不能和地主一律看待，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写出来以后，有好多人说，黑妮写得不妥当，把她写得太好了；有些人也同意我这个写法。对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想法写了出来。 可以看出，在土改这一解放战争初期才重新面对的新运动面前，丁玲采取的完全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不空手等待，不回避问题，尽可能努力探索一种对党、对革命、对农民群众最有利的道路和政策。她既不莽撞，也不教条，的的确确认真用脑子来思考。有些中农看起来土地多一点，但确实是劳动起家，节俭起家，分这样人家的地是不得人心的。丁玲后来在《生活、思想与人物》这篇文章中讲到这样的例子：有的地方1946年搞献地运动，动员中农“献地”，让他们上台表态。“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大家子人的吃用，但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生意）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得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就先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的都清楚。我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①当时任弼时同志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连“富裕中农”这个名称也没有，许多问题都在摸索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可以说是在用思想家的眼光，独立地思考和判断生活，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难道还不可贵吗？ 还有，就是地主的子女怎么办，这也是个实际问题。处理得正确、适当就能减少革命的阻力，从地主家庭内部多拉出一些人来，只孤立和打击那些顽固地反抗和破坏土改的地主分子，这也是对革命有利的。据丁玲1955年的一次谈话，黑妮形象的创造，依据的是她在土改中的感受。有一天，丁玲看见从地主家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这女孩回头看了丁玲一眼，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于是丁玲想到了这女孩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是别人无法知道的，我们的政策应该将地主家的子女和地主区别开来。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就给了黑妮一个好的出路。这也是很有眼光的处理，体现了丁玲的独创性。丁玲有篇文章就叫《作家必须是思想家》，主张作家应该有独到的眼光，要有自己的胆识。“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见，虽然经过文艺整风运动，受过批评，丁玲在延安初期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还在，只是方式有所改变，不那么锋芒毕露，转成为比较客观、隐蔽的“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而已。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看到三个层次的创作特色。 一是以接近原生态的方式反映现实，以相当生活化的笔墨来写土改，看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丁玲本来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影响，这也使她更能驾轻就熟地用这种方式来摹写她体验中的生活。在《桑干河上》所写的这个叫做暖水屯的村子里，阶级关系不像有些作品那样“壁垒分明”、仿佛用理论筛子筛过似的，而是保持了生活本身特有的感性形态。正像有的文学史著作概括的那样：在这里，“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形成了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钱文贵，这个村的中等恶霸地主，他的亲哥哥钱文富却是村子里种二亩菜园地的地道的贫农，他的儿子钱义是八路军战士，媳妇是富裕中农顾涌的女儿，女婿张正典是村治安员，侄女黑妮又是村农会主任程仁的情人。农村各阶级之间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联系使农村阶级关系无限复杂化。而且，每一个阶级、每一个营垒内部都存在各种差异、矛盾、斗争。同是地主，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钱文贵在土改大风暴面前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策略，并且互相明争暗斗；同是贫农，既有刘满这样站在斗争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也有白天分地、晚上退地的农民侯忠全；村干部之间对于土改的认识、态度，政策的掌握都有明显的差异，形成了微妙的关系。”②这与有的土改小说那种把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相对简单化、规范化的写法，是很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