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方方、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风景》和《烦恼人生》等作品算作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那么，这一影响深远的当代小说类型迄今已延续了整整20年。对于新写实小说的研究和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形成高潮，几乎是全方位的观照使学界对这一文体现象的认识日渐深入。时至今日，本文试图从“写实”意向与文本表达的角度重新审视之，力求重识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一 一般来讲，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写实”意向往往决定着其文本“写实”的方式。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池莉的“写实”意向是十分明确的，她曾痛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匠气”，而热衷于没有粉饰的生活。她在一个访谈录中这样说到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时的“文学意识”——“摆脱了漫长‘文革’环境的中国文学，至少首先应该有一个对于假大空话语的反动和纠正，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于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逼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贫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和指责。”①因此，池莉从一开始就将其笔墨伸进普通市民的生活中间，对他们真实的生命状态予以深切的关注和描述。批评界对此则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不乏严厉的措辞②。对于这些批评，池莉本人显得比较坦然，她说：“所以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讨文学庙堂的喜欢，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幸而我早有预料和心理准备，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别人看世界的视点完全不一样。我是从下开始的，别人是从上开始的，用文学界时兴的话说，我是从形而下开始的，别人是从形而上开始的，认识的结果完全不同。”③我以为，如果将池莉的小说仅仅看作是小市民生活和趣味的书写，就很可能低估了其小说的存在价值以及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仅从她的表白，更从她的作品中发现，其作品实际上印证着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文革”为象征的延续几千年的无视个体生命的强权话语的反叛和颠覆，对西方文明中关怀个体生命、尊重平民世俗生活理念的接纳和继承。如果说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着力于对“文革”强权所造成的人的“伤痛”做出疗救的呼喊，那么，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就是在对中国平民个体生活状态的“写实”中完成对“文革”强权话语的批判，进而实现文学关注对象和书写方式的深刻变革。在经历了西方文学语言和自身曾经用过的“宏大话语”之间痛苦的选择之后，池莉认为“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④ 基于上述这样一些对“真实生命状态”的关怀与表达，池莉在其文本中锲入了对城市底层市民生存状态做真实生动再现的“写实”精神和“写实”笔法。就像她自己所言：“好小说并不在于作家自己所声称的社会意义，也并非日后社会对于该小说的意义性评价，而仅仅在于作品本身：熟悉生活并且能够洞察生活的，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功夫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解表达出来的，深入浅出、恰到好处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什么题材。”⑤与刘震云、刘恒等有意淡化或淡出文本中人物和事件发生、展开的特定环境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池莉在文本中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环境——武汉的都市生活。这使得本为虚构的小说形式打上了对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仿真的深深印记，使文本显示出强烈的“写实感”。在她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梅岭一号》、《不谈爱情》、《水与火的缠绵》等作品里，武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弥漫其间，如果不是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提醒，读者完全有可能认为这是报告文学，而非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有武汉的地名、单位名、人名，譬如“汉口”、“晴川饭店”（《烦恼人生》），“武汉钢铁公司”、“南湖机场”、“武汉商场”、“江汉路”、“长江大桥”（《水与火的缠绵》），“吉庆街”、“中山大道”、“琴断口广场”（《生活秀》），“花楼街”、“四季美汤包馆”、“汪玉霞食品店”、“裘法祖”（《不谈爱情》），有武汉的饮食特产，还有几乎完全用武汉方言写成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在书写武汉的自然与社会景观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对武汉市民性格的真实再现，这往往是揭示“生命真实状态”的更为本质的把握。 在这一点上，池莉与方方有着十分类似之处。以某一真实地域为背景写作的作家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但在其中以淡化甚至消解强烈意识形态倾向为指针、专注于揭示底层（市民）生活的并不多见，池莉之作即显示出这一特点。武汉，作为小说叙述的一个真实存在，在池莉眼中是这样的：“武汉是我的一个模特、一个观察对象，我通过武汉这个地方观察各色人等，它是我创作的一个载体。写人物必须有一个环境，武汉这个环境就很合适，而且对文学创作而言还特别合适，武汉人好说好动、行动性强、性格很外向，我出去一走就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大千世界尽收眼底。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生长出来的生活环境作为他创作的载体，就像福克纳一辈子都写他那邮票一般大小的家乡一样。”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池莉将武汉“搬入”其小说之中，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一“最市民化城市”的“市民”的描写，展示其最为真实的个体生命状态，进而表达对中国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