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由于中西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建国后“十七年”同欧美现代派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认为欧美现代派在新中国五六十年代销声匿迹了。但事实上，在“十七年”文坛主流话语背后时时隐现着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话语活动，出现了几次较为集中介绍、言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现象。 一 波特莱尔“专辑” 波特莱尔是西方象征主义鼻祖，“五四”时期曾受到周作人、李金发等作家青睐，三四十年代亦被广泛阅读传播，他为中国文坛提供了破除传统文学壁垒的奇异力量，给中国文学现代性想象以别样的启示，并留下奇异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改变了欧美现代派在中国的命运。盖·卢卡契曾指出：“多数现代主义作家的意识形态全肯定外在现实（哪怕它被削弱到仅是意识形态）的不可变更性，由此可以得出，人类的活动是软弱无力的，没有意义的。”①就是说，在现代派作家那里，人孤寂无力，世界荒诞而无意义。现代主义这种文化取向与新中国“人定胜天”的意识形态相矛盾，所以文坛便不可能像三四十年代那样广泛认同、接受欧美现代派，相反自觉地改变了原有的认同性话语倾向，与其相剥离。1949年7月，在新中国文学大幕开启之际，茅盾便以新中国文学领导者的身份专门谈到国统区一些作家盲目崇拜欧美文学的现象，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尔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在茅盾看来，波特莱尔的作品表现了一种现代“颓废主义”思想，所以应“加深警惕”②，以防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文学肌体的侵蚀。这一现象导致后来人们在没有具体查阅资料的情况下，仅仅凭借政治语境中形成的惯性思维而断定在整个“十七年”文坛波特莱尔彻底地消失了。 事实并非如此，1957年《译文》杂志7月号就以“专辑”形式对波特莱尔作了近乎全方位的译介，其内容既有波特莱尔石版画像、波特莱尔亲自校订的《恶之花》初版本封面，又有苏联人列维克的论文《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还包括诗人陈敬容从《恶之花》中选译的九首诗，以及《译文》杂志“编者按语”等。从现有资料看，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最为集中而全面地推介波特莱尔，超乎人们的想象。《译文》是中国当时对外文学关系窗口，波特莱尔是欧美现代派文学代表，《译文》对波特莱尔的态度无疑相当程度地体现了中国对于欧美现代派文学新的话语取向。 那么，《译文》究竟是如何具体言说波特莱尔呢？其言说态度如何？该刊编者特意为“专辑”写了“按语”，以示刊物态度、立场。该“按语”对波特莱尔的生平、艺术生涯、《恶之花》出版即遭诽谤的事实和版本问题，以及“恶之花”含义等，作了正面介绍，并称波特莱尔为“大诗人”，同时检讨了中国长期以来对“恶之花”的误解：“恶之花”按照诗人本意，是指“病态的花”，而“我国过去一向译成‘恶之花’，这‘恶’字本应当包含丑恶与罪恶两个方面，然而却往往被理解为罪恶或恶毒，引申下去，恶之花就被当成了毒花、毒草甚至毒药了”③。显然，《译文》是从正面传播的立场、态度言说波特莱尔，力求还《恶之花》以本来面目，表现出不同于建国初期茅盾所告诫的“警惕”性的话语姿态。 在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一文后面，《译文》杂志编者还饶有兴味地附加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记”：“本文原是苏联《外国文学》3月号上译载波特莱尔十首诗的引言。我刊已另从法文选译了几首诗，而这篇引言实际上相当于一篇短论，其中对于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很有独到之处，因此将它独立发表。题目是编者加的。”④从当时语境和编者的言说语态看，“对于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很有独到之处”，无疑表明了《译文》编者对于列维克文章的欣赏与认同。那么，列维克又是如何评说波特莱尔与《恶之花》的呢？与苏联长期以来极左思潮下的批判否定态度不同，列维克从正面对波特莱尔及其《恶之花》作了评介，更准确地讲，他是在替波特莱尔辩护。在他看来，波特莱尔的诗歌是“整个法国诗歌中最独创的和完美的现象之一”，“有一些完全新颖的东西”，“除了抽象地美的、理想的事物的幻影以外，在我们面前还揭露了在诗歌中从未被打开过的人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充满矛盾的城市和它的生活的画面，这种城市生活，表面上绚丽灿烂，但它的内部却丑陋不堪，甚至令人厌恶”。正是这种对现代城市颓废生活的大胆书写，使波特莱尔的诗歌往往给人以颓废印象，然而列维克认为，在波特莱尔那里，“‘颓废’一词与它后来所含的意义完全不同”，它“首先是‘精美’、‘精炼’、‘精致’的同义字”⑤。这就否定了波特莱尔乃颓废主义者的观点，将波特莱尔与真正的颓废主义区别开来。显然，列维克在这里不但质疑了西方的波特莱尔批评者，而且反思与修正了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将西方现代派文学简单称之为颓废文学而加以否定的态度和观点，同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文被译介到中国也意味着译介者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波特莱尔等现代派一概否定立场的反省。在否定波特莱尔乃颓废诗人的同时，列维克却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正面赋予波特莱尔诗歌以现实主义特征（这当然是一种误读），他质问道：波特莱尔诗歌所描绘的景色“难道不是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写照吗？这里的每一行诗难道不是直接出自生活，不是从对现实的敏锐感觉下产生出来的吗？”显然，他尚未走出苏联文坛盛行的以现实主义为正面取向的批评模式。在他看来，只要从《恶之花》中“随便拿几首诗看看，就可以发现波特莱尔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一切东西是多么厌恶”⑥。无疑，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列维克对波特莱尔诗歌的一个本质性解读，这是他之所以正面评介波特莱尔的原因，也是当时中国译介者敢于转载该文的重要依据。质言之，就是列维克发现了波特莱尔所具有的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特性，而这一特性在冷战语境中则有助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定意义上与社会主义阵营话语有相契合的一面，从另一角度为社会主义话语建构提供了合法性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