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即效用，从需要的角度出发解释现象。女性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收获以生命意识为基点的性别意识，以真实的生命感觉去触摸去认知自我、时代和世界。“价值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意愿的产物，是使我们自己，使人类更出色的愿望的产物”，价值正在指导人们的正常生活，“在绝对的意义上讲，价值的消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将是人类的崩溃”。价值论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有别于事实形态的价值形态的存在，前者不必然地和全部地符合人的主体需要，而后者则是按照人自身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包含了对生命的价值和潜力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基本信赖。 一、批评话语的功能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指出：“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1](P108)。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分离出功能的三个元素：主体、客体、主客关系。首先，主体的界定，注重人的评价选择，它尤其具备的特性是自由，这就更能说明面对同一现象（比如死亡）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表述，由此生发出不同的功能。其次，客体的界定，指的是由文本本身形态产生的功能，所服务的对象指涉为形式技巧或话语修辞等。最后，辩证地入手看主客关系，主体愿望中客体该具备的功能与实际收获的功能效应相应。当然，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对功能的价值认识而非理性信念，功能是开放的，其实践比理论优先。 1.对善的渲染与昭示 女作家书写“生命”的终极价值是指它最后的取向，女性与生俱有的心理生理特质，比如敏感细腻，多颜色多声音等决定她在功能指向上不求综合统一，只求具体明晰。冰心老人这样评价女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女人被塑成真善美的化身，“男人写下的历史布下的罗网，全部的精华都在于教女人如何做好女人，男人说生存需要必得用恶战胜恶，因此善和美的职责就只有让女人来承担了”[2](P186)。毕淑敏说：“医学与文学面对同样的标本，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身的康健和心的美好”。千百年来男人对于真善美的需要和女人对真善美的化身的需要默契地融合着，故而女人书写的功能中便透出了统治结构为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所必须压抑、掩盖、抹煞的——对真、善、美的昭示。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从认识自己的灵魂开始，去追求人性最高目的即——“善”；“美德是一种善”，善是一种关于肉体与灵魂的类似诡辩式的“辩证”。铁凝称她的创作前后有着贯穿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对人类对生活永远的善意、爱和体贴。承受是女性原罪，与生俱有，在现实中它已变为一种习惯、责任与容忍，这是“东方女性”的性情，心灵的告白往往是人去楼空后的自我舒展。王蒙说毕淑敏“唯其冷静才能公正，唯其公正才能好心，唯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3](P290)生命与苦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存本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当人宁愿舍弃生命而寻求解脱时，那种苦难之深重，不能不令生者为之震动。意欲追求安稳的世俗生活却被放逐到充满陷阱的文明之中，茫茫然地失去了精神的依靠。依附男人的女性生命是荒凉的，女性书写在面对女人痛楚的生存现实时有着近乎自虐式的执着。对生命状态本身的关注可以有许多种形式，如反映中国人焦虑琐碎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反映西方人的虚无荒诞的现代派文学等，女作家们以生命的终结来书写人生的孤独、寂寞、惆怅、压抑、悲凉等处境，是因为死亡更能突出地展现生命的苦难，展现人的真实处境。叶文玲的“爱与美”在此岸是当下生存的具体指向，在彼岸是超世满足的精神需求，十年心灵的创伤，她依靠情感体验求善，以表现对理想人生、完美人格的塑造。《心香》中的哑女对岩岱的爱是人类本性中个体生命对美的追求，承受是必然的代价；问彬的《心祭》是人到中年的女儿对逝去母亲的祭奠与忏悔，母亲是承受的典型，作者以情感统驭情节，两代女人“无我”地让生命的泯灭得以渲染升华。这是真实而普遍的人情人性传达，女性承受的背后积淀着传统的生存观念。 女性的书写中往往蕴含着天性的道德敏感和道德执着，因而对“生命”的书写就不仅在审美机制方面起作用，更能在道德领域内具化为对道德的反思，这反思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对善的反思是为了使其更好地弘扬。王安忆的“寻根”勤奋而有个性，仅《小鲍庄》就足以语惊四座，捞渣是最后一个仁义之子，为“仁”而生，为“仁”而死。来到世上就为着赎罪，他的生与“社会子”的死是一种替代，为老绝户送终虽在情理之外，也该是意料之中。他的死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许多人从他的死中获得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的，也是善的堕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要远离正宗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正宗文化是被精挑细选好了的政治行为。王安忆在对捞渣之死的祭典中挖掘出善的喻义，在对生命苦难的压抑中又燃烧着光明与希望。自觉地审丑蕴含着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思考，放逐了爱与美的永恒依托，对人性的鞭笞就变成了对生命价值虚无的展现。 2.对话语权力的破坏与迁移 话语符号的权力中心是由男性而及中性的共识，女性文论体系的确立便是在接受、认同与打破、背叛这一套体系的矛盾之中游走。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为自己辩解的优势上，男性中心观念合法地固定下来，去完成他们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女人们只能依照虚构的理由变成她们现在的样子，因而她们首先在自己的心目中承认，她们本来就是权力的对象物，然后再在打破这一对象物的镜像中显示自己的威力，这是一份浸润着忧虑、也不乏希望的对“他人”寓言的重新书写，在书写中完成女人的生命更叠。 女性在这一秩序中所能看到的和写出的现实(reality)，其实是超现实(surreality)的一种幻想。从启蒙之初便接受的权威话语遂以社会规范、价值准则、伦理要求等方式规约了她们的“自我”，由此建立起与他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对于语言的垄断是男性保证自己的至高无上、女性的微小无形或其他性质的手段之一。只要这种我们与生俱来的语言继续一成不变地作用于女性，那么男性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永远存在。海男才语惊四座：“给男人命名的显然是女人”，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词语的乌托邦，“词已经成为我的护身符，使我的生命沉溺于沙漏之盘的每个时刻——再现着我活着的全部词……我的存在是如此宁静，我属于语言与流传之词，属于护身符所预见的另一个词：无限的、稍纵即逝的游戏。”[4](P166) 女人对世界的认知始终处于有限的了解和理想化的理解之中，以权力的迁移来打破男性神话的至尊地位成了女性在市场经济时期的一种选择，男人和女人如何被期待获得和行使权力已成为陈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按照固有的观念，等级高的往往是男性，而女人则最多被赋予“位卑”的角色，她们得到权力是非正常的，而通过男人行使“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这样的交换中，女人获得权力的同时将自己沦为交换物，是充分具备了他性(otherness)的他者(the others)。《只有一个太阳》中张洁成功地进行了性别换位，“巫女”把握住了自己性别和种族的优势“西嫁”，而“男人”却在阳光灿烂的海滩上蹈海而去。张洁设置了迥异于曾令儿的结局来显示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男性焦虑。铁凝的“两垛”和王安忆的《长恨歌》都明显地重复了女性的历史悲剧式轮回。“女人＝交换物”曾经是女性力争摆脱的历史文化身份，而在面对金钱的生存状态下，某些女性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投入到交换中去。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树立起来的与男性英雄并立天河的女性在商品大潮的冲刷下轰然倒塌，女人重又退回到男性欲望、行为或价值客体的位置，成了血污、疾病、疯狂的代名词，以她们不可理喻的方式对抗着由父／子构成的世界。方方在《何处是我家园》里集中写了女性的被暴露，其目的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女性在她无法掌权的社会里独有的生命恐惧和精神苦难，揭示给人的并非是那种赤裸裸的性展览，而是达到男权批判境地的文化揭秘。方方的书写在此高度上体现了“一种全体意识”，作品中的女主角尽管“我就是我自己，但我也代表所有妇女。我受压迫的历史即是所有妇女受压迫的历史”[5](P231)。正是对这种将女性生命推向丑化恶化存在的文化退化的勘察，权力显出了它的“人本”立场。文化进步与文化退化的依据是女性的生命能否得到优化的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