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7日，陕西文学界在延安举办了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在西安召开了“陕西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我听到了人们对路遥创作成就的高度评价，也感受到了人们对陕西文学现状和未来的焦虑，对陕西文学的殷切期待——这也引发了我对陕西文学的一些思考。陕西是我的“父母之邦”，“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对它有着无边的眷恋，而对于陕西文学，我更是愿它飞英藤茂，龙跃凤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陕西文学无疑是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构成部分。不仅现在是这样，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延河》，乃是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杂志，曾经发表过《百合花》、《新结识的伙伴》、《飞跃》、《忆》和《创业史》等引起关注的作品；而陕西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批评家，也都是人材济济，不可小觑的。 如果历史地考察，我们便会发现，陕西文学是只有“当代史”而没有“现代史”的。由于远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封闭，所以，陕西文学的“现代”阶段，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成立有影响的文学社团，也没有创办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文学家。 20世纪的陕西文学，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准确地说，形成于陕北红色根据地政权稳固以后。正是借助“解放区文学”的资源和助力，陕西文学才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 这样，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就应该把至少“五十年”的历程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将考察的内容，仅仅限定在最近的“三十年”，那么，我们对陕西文学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就必然要把第一代的陕西作家排除在外，就无法完整地描述陕西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代际传承。 从代际构成来看，陕西文学五十年，薪火相传三四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魏钢焰等人为第一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李天芳、高建群、程海、晓雷、王蓬、京夫、文兰、叶广芩、谷溪等为第二代；冯积岐、朱鸿、寇辉、杨争光、方英文、红柯、爱琴海、邢小利、张虹等为第三代。陕西的第四代，即“70后”和“80后”，我了解不多，也就不好判断，不知是否仍然盘龙卧虎，蓄势待发，据说，似乎有些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在我看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陕西作家之间，有着较为正常、积极的代际影响。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属于很难继武其后的军事文学，但是，他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却充满了一种别样的激情和格调，对莫伸等人的工业题材写作有过不小的影响。王汶石的结构精致、巧妙的短篇小说，对第二代作家的结构意识和叙事经验的成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比较起来，柳青的《创业史》对陕西小说写作的影响，远比别的作家要大、要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柳青，陕西文学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没有柳青，陈忠实和路遥的创作，就很难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就文学性来看，柳青所达到的境界，也是不容低估的：通过细节和对话来描写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技巧，朴素、省净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从容不迫、疾徐有度的叙事态度——这些，今天小说家比得上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呢。 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具体地说，由于争取战争胜利和夺取政权的现实需要，陕西文学一开始就是政治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战争的文学，一开始就自觉地服从于形势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柳青的《地雷》、《种谷记》、《铜墙铁壁》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小说，都属于这样的作品。这个时期的陕西文学虽然表现出记录时代风云的政治热情，虽然具有很强的完成时代使命的责任感，甚至不乏朴素的才华和令人觉得亲切的生活气息，但是，从整体上看，它还没有在文学的意义上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还没有确立稳定的具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 从积极的方面看，从第一代作家开始，陕西文学就强调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就充满热情地刻画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崭新的人物形象，从而形成这样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和经验： 一是强调体验生活，强调从生活实感出发展开写作，这使陕西文学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二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写实经验，柳青和路遥、陈忠实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追求细节真实和描写生动的自觉意识，分别代表了自己时代写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水平。三是充满责任意识、道德激情和利他倾向，力求有益于世道人心，尤其路遥的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在激情、理想和诗意表现上最有力量的作品，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无数青年读者。这是陕西文学的骄傲和光荣。 其实，陕西第二代作家在代际超越上的经验和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学发展既是一种“前喻文化”现象，即前代作家对后代作家发生影响的过程，也是一种“后喻文化”现象，即后代作家摆脱前代作家的“影响”而另辟蹊径的过程。如果说，在创作的开始阶段，陕西第二代作家像第一代作家一样，都无一例外地写过一些“紧跟形势”的应景之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他们便开始艰难地超越第一代作家的局限，开始了对第一代作家的缺乏个人视境的写作模式的超越。 路遥是一个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作家。他不仅在第二代陕西作家中读书最多、学养最好，而且是他们中间最会思考问题、最有哲人气质的人。虽然路遥具有自觉地接受一切优秀文学影响的开放态度，但是，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可以说，他的作品里的道德诗意和利他精神，他对底层“平凡的世界”和“小人物”的关注，都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是相通的。他固然虔诚地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乐于做“柳青的遗产”的继承者，但是，他也在清醒地克服柳青的局限。在柳青笔下，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常常被时代性和阶级性约减到苍白的程度，《创业史》里的许多人物，如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徐改霞等，大都呈现出一种简单的性格特征，缺乏成熟的性格和充分发展的内心生活。例如，在《创业史》里，梁生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思想、愿望，从始至终都是按照外在的社会指令来生活和行动。比如，梁生宝接受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一切与“私”沾边的情感和行为，都是丑恶和不道德的：“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崇高的责任。”①这种对“私有财产”的理解显然是简单的，有害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它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是对人的合理要求的剥夺，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严重扭曲和伤害，因为，“私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在生活和行动上享有多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也与个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同时，反对“私有财产”必然要求限制个人的权利，把一切谋求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努力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与集体、自由与服从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徐改霞想到城里当工人，也算是积极响应“工业化”的号召，但是，尽管如此，她的内心却仍然觉得不安，仍然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甚至负罪感：“啊啊！分配给渭原县的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女工，报名的突破三千了。光城关区就有一千多报名的。根本没上过正式学校的，都拥进城来了嘛！有些闺女，父母挡也挡不住。有些是偷跑来的！”②站在这千百个报名的女孩中间，徐改霞深深地自责起来，觉得自己进城当工人的想法是自私的、可耻的，甚至因此怪罪起一直在这件事上帮助她的郭振山。最后，当“穿灰制服的女干部”王亚梅告诉她“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才会有盲目流入城市的想象”时，可怜的改霞简直羞愧到了无地自容的程度，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