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自清的《文学的严肃性》一文是一篇阐释中国“新文学”基本特质的重要演讲。这篇发表于1947年的演讲将“严肃性”作为“新文学”的中心概念①。我以为，这是对于中国“新文学”特质的一个最为恰切的分析，也点出了所谓“新文学”的基本界限。可以说，朱自清的概括从“大历史”的角度提供了对于“新文学”合法性的论证，其意义既属于对文学史脉络的整理，又属于对批评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从对这篇文章的再思考出发，探究中国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当下文学对“新文学”超越所呈现的新状态。 朱自清在《文学的严肃性》中开宗明义地点明了“严肃性”的重要意义：“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1](P475) 显然，他在演讲中首先赋予了“新文学”一种和其他文学形态不同质的区别性特征。这里的“新文学”的“他者”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一是与“新文学”同时代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不同方向和侧面的“鸳鸯蝴蝶派”。通过对于这样两种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对比，凸显出“新文学”的特性。 朱自清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文学”的意义以及“新文学”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1](P475)这样的看法其实就是将“新文学”置于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彻底决裂的层面上加以思考的。 在同传统文学观念决裂的同时，朱自清还特别强调了“新文学”的选择同当时作为民国时代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之间的决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有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余饭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学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的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1](P476)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并非仅仅放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强调属于同时代的“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差异。这里所提及的阅读习惯带来的根本性区别，标定了“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根本性区别。 接着，朱自清提出了传统文学观中的“奇”的概念，并将这种观念阐释为一种尚未具有“现代性”的落后的观念。朱自清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奇’的。……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关注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狂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1](P476)这些论述在讨论“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在“正”与“奇”的二元对立中建构了“新文学”在中国“现代性”文化中的中心及正统的地位。在这里，“严肃性”乃是“新文学”支持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和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严肃性”，“新文学”的存在才有了依据。 将“新文学”与其他不同的文学作了比较分析之后，朱自清从内部入手开始考察“新文学”内在的差异性，并据此建构一种“新文学”内部的正统和中心。朱自清将社会的变化与“新文学”本身的发展历史相联系，分析了“新文学”内部走向的分歧。他指出：“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1](P476) 从这样的角度，朱自清在反向上回应了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的有关“载道”和“言志”的二元对立②，对“新文学”发展的内部变化作了历史的分析。他严肃指出：“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面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的提出严肃的口号。”[1](P476)朱自清最后指明：“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1](P476) 上述的观点构成了“新文学”严肃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这里，朱自清的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的阐释：首先，“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及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所具有的“严肃性”；其次，从“新文学”内部思潮的消长来证明，由于近现代中国现实的严峻性，使得消遣文学没有在新文学内部发展的空间。这两方面的阐述，其实都是将“新文学”置于周作人所认定的“言志”概念的反面（强调“新文学”载“新的道”的功能）。可见，朱自清是将“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特点放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深刻历史危机背景之下加以思考，并论证其合法性的。他认为，“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没有发展非“严肃性”文学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文学”的存在只能以“严肃性”为基本特质。“严肃性”是“新文学”的界限，也是“新文学”内在的历史的要求。朱自清其实是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历史条件出发作出这一概括的，这一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时代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