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中国文化教育和社科研究行业的高速发展，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文学史观念、范式的探讨不断被深化①大陆地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以内地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即完整的现代文学断代史，从1951年到2007年，我共检索到119部。②其中，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出版了10部，平均每两年1部。改革开放之后的29年，出版了109部，平均每年3到4部。这个统计也许并不完全。但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个案就可以见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文学史著作的新增数量骤然扩大。如果加上其他文学史著作如中国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区域断代文学史、地域文学史以及各种专题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增长的速度的确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曾于2004年联合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面对文学学科内的这一现象，一些会议报道称，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并且每年还在以十余部的规模产出，其中，有不少文学史的内容大同小异。这一讯息在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负面评价，之后经常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出版泛滥”的问题表示出担忧。如《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佳作寥寥》（朱自奋，《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1月12日）、《1600部文学史背后的忧思》（牛文怡，《新京报》2004年12月15日）、《中国文学史：与其高产不如优生》（杨泽文，《天津日报》2005年3月15日）等。在不经意间，“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个数字也进入学者的叙述，凝固成为一个多少带有价值判断意味的符号。③ 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版了“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这样的判断，含混随意，并不是在对各种文学史进行分类界定之后获得的精确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该数字可能源于《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一书附录的统计数据：从1880年到1994年（含部分1995年），新加坡、韩国、日本、欧洲、美国、苏联、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总数达1606种。④依据这个统计，如果把海外的出版物排除在外的话，中国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并不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多。如果限定在通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断代史）的范围内，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就更少。比如，厚达2618页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出版于2004年。该书把文学专史界定为“中国文学史”范畴下带有“专门史”性质的著作。这样，通史和大部分断代史两种类型的文学史就不在该书正文之内，而是以“附目”形式把它附在书后。从1882年9月日本东京文学社出版的《支那古文学略史》（末松谦澄著）到2001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王万森主编），该书“附目”在世界范围内仅得通史类中国文学史条目798项。而且，其中还列入了三卷本文论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⑤当然，在以后三四年间，内地又陆续出版了一批通史、断代史，但把它们都加在一起，到2004年，通史性著作在数量上也远达不到1600部。 如果把各类文学史都统计在内的话，那就大大超出1600部这个数字了。 文学史样式种类繁多。就中国文学史的体式和覆盖范围而言，可分为通史、简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思想史、批评史、流派史、运动史、少数民族史、地域史、区域史等等许多，有着广阔的和深入的描述和阐释空间。《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共搜罗到海内外2000年以前（包括部分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史2087部，分别编入“正目”以及附录中的“存目”和“外目”。对于列入“正目”的710部书，从基本情况、著者介绍、内容介绍和简要评价这四个方面都一一详加著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是该书的主体。该书编者未见到的专史有250部之多，均把它们列入“存目”不做介绍。带有“思潮”、“思想”、“理论”、“批评”、“学术”、“年表”、“史料”字样的著作，以及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大体裁的分体通史，由于数量众多，编者仅把其中的断代史部分列入“正目”，其余1127条均列入“外目”，聊备查考。这样，加上“附目”中的798部通史，该书共记录了2885部文学史。到2004年，这个数字同样也会有所扩大。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把专史划分为作者文学史、读者文学史、主题文学史、体法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地域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七类。这种分类法的合理性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而作为一部工具书的最大缺憾是，该书列入“存目”的250部专史大多数并不是可遇不可求的罕见书，可编者却一并将其归入“存目”不加介绍，显得有些仓促和急躁。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专史仅留下一个目录，在省却了查找的麻烦的同时，也影响了《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一书学术价值的完整性，因为这250部专史只有简单的出版记录，没有提要和章节细目。此外，该书每个类别的专史都有一些重要遗漏。比如，以内地各省市、地区的区域文学史著作为例，在该书覆盖的时段内，在“正目”和“存目”中都没有出现的有《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托娅、彩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熊忠武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贵州明清文学史》（王燕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陕西文艺十年：1978-1988》（权海帆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等。尽管如此，《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董乃斌所云：“首先，它虽还不能说是毫无缺漏，但却是百年来文学专史第一次有意识的汇总，既可供统览，又可供检索，编者抱着切于实用的宗旨制定编写体例，使它成为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其次，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正在寻找题目撰写博硕士论文的学术后进们来说，这部书可以提供许多思路和启发。书中所收的各种文学史，学术质量高低不等，但他们的优点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对我们都是有用的。特别是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原来文学史还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写法，原来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从思潮、社团、文体、主题、风格、接受、比较等等角度，都可以编写出文学史来。”（《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