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讲“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的问题？对此，我也觉得难以回答。但正因为它有某种认识上的歧义性，我才愿意拿出来讨论，并请教于大家。文学是一种教人“相信”的审美形态，文学史研究则是一种将“相信的文学”进一步归纳、总结和系统化的学术工作。我们做文学史研究肯定得有这种“共议”，否则就无法交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是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共识”的怀疑性研究。说得再直白一点，即是文学史研究之研究。它的目的是以既有的文学经典、批评结论、成规、制度以及研究它们的“方法”为对象，对那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做一些讨论，借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令人“熟悉”的文学经典 哈罗德·布罗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这些“必修书目”是“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所选择的结果，因此，“经典就可视为文学的‘记忆艺术’”。但他又说：“不幸的是，万事在变”，所以，经常会出现“关于经典的争论”。①他指的是，“经典”是一个被筛选的结果，因此成为人们共同的“必修书目”；不过，鉴于社会思潮、观念的渗透和扭转，它又经常处在“被争论”的状态。这对我下面的讨论有很大启发。 我们知道，文学史研究是以“文学经典”为对象的，而这些文学经典和经典作家，是主流文化圈子根据当时历史需要共同选举出来的。例如，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选定的“鲁郭茅巴老曹”、沈从文、徐志摩、京派、左翼文学，90年代选定的周作人、张爱玲、钱钟书和海派、通俗文学，等等。于是，宣告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文学“经典谱系”的诞生，现在大学课堂讲的和大家研究的都是这些。研究者都相信，这个谱系的确定，代表着现代文学研究不断的“进步”、“拓展”、“丰富”和“成熟”，通过教材、教室和各种考试的“规训”，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也都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文学史选择和结论。但没有人会想到，它其实是最近30年“启蒙”与“日常化”两种文学思潮的一个妥协性的结果。“启蒙”思潮需要“鲁郭茅巴老曹”、沈从文和徐志摩力挺它“反封建”和“纯文学”的叙述架构，它力图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势力，而“日常化”思潮则借张爱玲、海派和通俗文学分化这种一元化野心，促成文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文学史“内部”的秘密，人们当时不可能看得清楚。“启蒙”派的研究者深信：“鲁迅认为，不揭示病弊，不暴露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腐朽野蛮，是谈不到改革，也不足以拯救所谓‘国民性’的‘麻木’的。”②越是研究沈从文，便越唤起“探藏在心底部的想象”，“使你禁不住要发生新的陶醉”，“这套《沈从文文集》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和这种美好情感的血缘联系”③。文学被看做是“改造社会”的世道人心的非凡力量，而在“日常化”的研究视野中，这种看法即使不迂腐可笑，至少也令人不可思议。“启蒙”追求惊心动魄的文学环境，而“日常化”主张与张爱玲、钱钟书们的日常叙事和审美态度接轨，文学回到平实的状态。在文学史中，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路径。根据上述两个历史思路，“启蒙”思潮的价值结构实际与“日常化”思潮南辕北辙，它们难道愿意被召唤到“同一部”文学史中，不会分庭抗礼？这实在叫人担心。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紧张“对峙”的局面，公开的“冲突”也未发生，一个心照不宣的“妥协”方案却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悄悄达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两套”“文学经典”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和睦相处”的现实。 然而，没有人会赞同我这种“奇怪”的“疑问”。人们确信：“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④事实确实如此。经过近30年的“经典积累”，“启蒙”话语早已在现代文学学科中深入人心，相关知识被广泛普及，其它文学现象不过是它的陪衬，难以撼动它的“正宗”神位。看看各大学图书馆、系资料室的“鲁迅专柜”，堆满书架的郭茅巴老曹和沈从文“全集”，人们就会明白，这其实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定海之针”，在学科内部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我记得1999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王瑶先生去世十周年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社科院樊骏老师有一个以详细统计该杂志研究“重要”作家文章数量为基础所做的长篇发言。据他统计，1989至1999十年间，《丛刊》出版40期，发表文章1040篇，“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近500篇”，“最多的是鲁迅，达46篇；其次是老舍，有28篇”，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据他转引，1980年1月至1997年2月韩国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180篇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分别是：鲁迅（32篇）、茅盾（12篇）、老舍（11篇）、郁达夫（10篇）、郭沫若、巴金（均10篇）。……⑤它说明，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经典化”的格局“大局已定”。90年代后，张爱玲、沈从文等“非主流作家”虽然对“主流作家”“鲁郭茅巴老曹”显示出某种“后来居上”之势，对传统的文学史地图构成了潜在威胁，但也仅仅如此，因为两套“文学经典”并未在诸多现代文学史研究文章中留下相互争吵的痕迹。今天看来，现代文学显然是一个“共议”高于“分歧”的学科。更重要的是，这个学科还对经典化的“积累模式”表示了高度认同。我们看到，经过若干年积累的文学史、批评、出版数量所形成的“话语优势”，已经对人们构成了明显压力，成为研究者心目中的“常识”，它浓缩的正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面貌、研究现状和最高利益。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最近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举例来说，《当代作家评论》杂志这两年正在启动“当代”作家的“经典化”过程。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人显然已被视为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该杂志的2006年第3期、第6期，2007年第3期、第5期，刊发了南帆、王德威、陈思和、季红真、陈晓明、孙郁、谢有顺、王尧、张清华、李静、洪治刚、王光东、周立民等人对这一“经典化事实”表示认可的文章。毫无疑问，这些批评家堪称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力阵容。它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不仅来自文学界的“主流社会”，是名牌大学教授，而且还担负着推介、宣传和传播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的重任。某种意义上，这个经典作家“名单”及其认同式的权威批评，已经对“文学史研究”和“大学课堂教学”产生了显著影响。今年就是“新时期文学30年”，历史已经带有某种“盖棺论定”的意思。人们不会怀疑，任何权威批评家的“暗示”，在这个敏感时刻都将具有“文学史结论”的意义。这显然已无可置疑。于是更需要强调，在目前作家、批评家和文学杂志的“文学史意识”普遍高涨的背景下，敏锐地推出“经典作家”名单，组织大规模的“文学批评”，其用意已不仅仅为了“办刊”。这恰如有人指出的：“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在一种文学成规主要由作者、销售商、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组成的情况下，如果它得到了一群人的支持，那么它就是合理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