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别于1942、1943、1944年召开过三次。关于大会的情况，尾崎秀树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其附录资料，②是唯一一篇力作，囊括了大会的基本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只做最小限度的介绍。大会主办方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作为受情报局第五部三科指导监督之下的政府外围团体，成立于1942年5月28日，如严谷大四所言，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原是事务局长久米正雄“早在心里有所酝酿的一大计划”，③那么，在文学报国会成立的同时，大概也就开始了大会的准备吧。事务局职员福田清人的《文学报国会出勤日记》④7月14日项下，则有“企画委员会。……关于今秋报国会最大的计划，宣扬皇道的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运营方法，出现了很多意见建议，很是热闹。然而，虽然满洲、中华民国的文学家已经有了眉目，但南方各地区却均没有着落”的记载。另外，《文艺年鉴》2603年(1943)版中的大会报告记道：“这个计划传开以后，不仅得到了会员们，还包括相关团体、官厅有关部门的绝大赞同和支持，而文学报国会则委托精通共荣圈各地情况的人员为筹备委员，着手具体方策的制定和实施。” 筹备委员中，“精通”中国当地情况的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奥野信太郎、一户务，以及隶属于南京政府宣传部的诗人草野心平等。大概是这些人的推举，文学报国会9月1日发表的“邀请候补”名单中，其“中华民国”的预定代表是“（北支那）周作人、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俞平伯、（上海）傅东华、高明、（南京）张我军、陶晶孙”。然而，这个阶段所“找到”的候补本来就不着边际，不久，从南亚各地区邀请人来参会的念头只得放弃，“中华民国”的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大会的也只有钱、沈、尤的华北三人和另一个来自华北的张我军，以及来自南京上海的周化人、许锡庆、丁雨林、潘序祖、柳雨生、周毓英、龚持平、草野心平等共12人。 这期间，对北京的周作人、俞平伯的“邀请”工作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这第一次大会具有强烈的官厅活动的色彩，文学报国会本身走出海外还是下一步的事情，因此，作为“相关官厅”的兴亚院方面承担了“邀请”工作，大概是事实吧。当时，“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文学院讲师的陈东达，偶尔在周作人家中，碰见了兴亚院的官员“松村”前来劝说周参加大会。⑤周作人则巧妙地让这位东京商科大学毕业的横滨华商子弟帮忙岔开话题，避开了“松村”的纠缠。这个“松村”当是兴亚院成立以来任东京本部文化局长的那个松村。陈东达记忆中，其时间仿佛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初，而不敢断定就是在这个大会的准备阶段，不过，这也无妨作为兴亚院曾参与邀请周作人的交涉活动这一基本事实的旁证。 总而言之，周作人没有参加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仅是第一届，前后总共三届大会他最终都没有出席。然而，被认为是当然的“中华民国”的代表，而且是理应作为团长到会的他，却很难想象会与这个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比如田中英光的小说《醉汉船》，以周作人团长率领大会代表一行归国途中路经朝鲜为线索，描写一些具真名或半真名的人物，实际上虽然没有参加，但“周作人团长”这一幻影始终在“中华民国”代表团背后时隐时现。事实上，有关大会的问题，在第一届北京代表与周作人之间，至少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和谅解的。大会日程结束之后，《东京日日新闻》以北京特电六日发“来自北京的回应／共同构筑／困难及其克服”的标题，揭载周作人的谈话。该谈话在客套寒暄之后，这样讲道： 我的意见由钱稻孙等各位代表带到大会上去，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若谈感想的话，我觉得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大东亚文学建设即将开始，有一种紧迫感。…… 这已经是和作为教育督办的公开发言没有什么两样的、在当时司空见惯而漫无边际的对于大会的赞美了，和大会上代表们的一般发言如出一辙，因此，这里就不多引用了。我只是一般地提到周作人的发言与大会与会者的关联。然而，因第二届大会之后的纠葛，他本人写了《文坛之分化》一文，其中关于大会代表沈启无，便明确说“就是前一次出席文学者大会，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关于另一位代表张我军，洪炎秋也认为，他所以出席会议的原因一半是“周作人、钱稻孙前辈的邀请”。⑥自己不肯出席大会而让年轻人去参加，这其中的具体事情和原由，我们无从知道。但看来自北京的第一届大会代表均为与周作人有缘的“北大”帮，而且他本人既然表面上对大会没有表示否定的态度，那么应该是，为了应付这次大会，以包括他在内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规划为前提，而决定谁出席或不出席的。虽说这年6月的中途岛(Midway)海战僵持不下，整个战争的攻守关系正在发生逆转，但南方战线上日军刚显示出势如破竹的势头。考虑到这样的局势，即使是出于对青年人的庇护，周作人曾经下决心去参加第一届大会也说不定。相反，在这个阶段中，沈启无、张我军率先出席大会，总有些难以理解。 自11月3日开始的连续三天的第一届大会，顺利“成功”地结束了。“成功”的实质内涵怎样呢？我们从山田清三郎所著《转向记》中的记述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山田是显示了超出预想之上的积极性而让主办方大为欢喜的“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满洲文艺家协会委员长）。比如书中写到，团员们“虽然并非受到事先的指导”却“超出预想地、巧妙地于大会上游刃有余地展示了才华”，还有对相继让他们参拜宫城（皇宫）、靖国神社、明治神宫等表露出嘲讽式的不满，甚至记录了当头的日本人其心里对这些终归被视为“汉奸”的团员们表现出“侮辱和憎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