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为代表的余秋雨文化散文，屡屡在华文阅读中掀起一阵阵的阅读狂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散文作家的创作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与反响。在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余秋雨的散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哪些贡献？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表现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如此众多的喜爱余秋雨散文的读者群体？乃至，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又有哪些局限与不足？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值得关注与深思的问题。 一 散文，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文体。从广义来说，它包含有小说、戏剧、历史、哲学、传记等一切无韵的文体样式；从狭义来说，它是与诗词、歌赋等韵文相对的一种特殊文学体裁。从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到唐宋韩愈、柳宗元的古文，都属于这一文体范畴。而在这其中，在那个漫长的一直以诗文为正宗的古代社会中，“散文”长期以来被赋予了作训垂范、载道明理的教化作用，成为统治者经天纬地事业中的有用工具。 真正使我国传统的散文观念出现根本性转折的是在“五四”时期。1925年，鲁迅先生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厨氏在书中对Eassy（随笔）的论述，成了当时作家和评论家所信奉的散文创作准则。 然而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他竟然又以闲适散淡的趣意营造着自己的作品，似乎将“散文”摒弃于启蒙主义的功利文学观念之外。《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乃至《阿长与山海经》、《五倡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等，均写得挥洒自如。 与鲁迅先生散文观念极为类似的是周作人。他于1921年6月8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美文》一文，几乎成为“五四”作家谈论现代散文的艺术标尺。他认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论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为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和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由此出发，他将中国美文的传统追溯到晚明小品，从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中寻找现代散文的理论资源。同时，他又眼光向外，认为英式随笔应该成为国人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作品，文笔舒徐自如、信笔直书，是自己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在周氏兄弟文学主张的影响下，实现了一次对传统散文观念的根本性裂变与转型。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在1928年所写《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一文中这样认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土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936年5月出版的朱自清散文集《背景》中，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成为人们评价“五四”时期散文繁盛状况的经典性论断。 不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社会安康、风花雪月的和平年代，而是一个充满着挣扎与战争，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风沙扑面的动荡时期。在一段时间的新鲜与探索之后，许多作家纷纷寻找战斗的艺术，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是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因而，尽管当1924年语丝社力图倡导“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战斗特色时，并没有能形成文坛步调一致的行动口号。但到1934年4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时，则几乎受到了当时文坛众口一词的批判与嘲讽。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治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这段“宣言”在内容上与1925年鲁迅翻译与倡导的厨氏的散文观并无二致，然而，它们在散文作家心目中的分量已经截然不同。 启蒙与救亡，是20世纪大半个阶段横亘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义的中国人，都不可能赞同弃启蒙与救亡而不顾，只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散文观念新思潮。时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作家的最终选择。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朱光潜、沈从文、何其芳、陆蠡、丽尼、缪崇群、李广田、柯灵、芦焚等一大批散文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同文学追求，诸如或固守、或转型、或改行等等，都映现出了在民族命运危亡关头对散文文学观念的矫正与定型。闲适已离人们远去，读者需要的是血与火的艺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散文创作中，其主要创作倾向仍然是为政治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且看其间公认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三大家”，他们的散文观已不复“五四”时的闲适、优雅与有趣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呈现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一方面，许多作家继续关注现实、讴歌时代，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精神内涵。你看巴金，他在“文革”后写下了五集共150篇的《随想录》，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劫难以及在“文革”后的自省。他在《随想录》的“总序”中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都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这里“随时随地”的感想，其实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随意回忆或者对往事的简单追忆，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丁玲的《“牛棚”小品》、杜宣的《狱中生态》、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等等，都以其深重的政治历史内容与真切感人的艺术方式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成为新时期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同时另一方面，随着长期极左路线所造成伤害的渐渐平复，随着日益宽松的文化气氛的渐渐形成，许多散文作家似乎又重新接续上了“五四”时“美文”的创作传统，以冲淡而平和的笔触写出自己不同的心境。例如汪曾祺在《葡萄月令》、《故乡的食物》、《午门》等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冲淡风格与士大夫情趣，贾平凹在《静虚村记》、《一棵小桃树》、《冬花》、《静》、《落叶》等作品中追求的空灵、浑朴和秀美，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作家的影响。又如那位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散文集引起文坛关注的张中行，其散文观念几乎与“五四”美文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