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如他的老友杜运燮所说，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对穆旦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王佐良、袁可嘉、周珏良、李瑛、唐湜、陈敬容等穆旦的同学和诗友，高度而准确地评价了这位风华正茂的诗人。20世纪50年代诗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穆旦研究全面倒退。直到新时期到来之后，诗人获得平反，随着《九叶集》的出版，穆旦研究才再次启动。杜运燮、郑敏、蓝棣之、孙玉石、谢冕、邵燕祥、梁秉钧、李怡、张同道、李方、余世存等人的研究把穆旦从历史的尘封中挖掘出来，恢复了穆旦在新诗史上的位置，穆旦的亲属与生前友好周与良、周骥良、查良锐、巫宁坤、郭保卫、孙志鸣以及穆旦子女的文章为我们全方位地了解诗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穆旦热逐步形成，并在当代诗学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进入21世纪之后，先后出现《穆旦传》（陈伯良著）、《穆旦 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高秀芹、徐立钱著）等穆旦研究专著，江弱水、易彬、段从学、王毅、黄灿然等青年学者或是开始探寻穆旦研究的新路，或是对前一阶段的穆旦热予以反思与诘难，从而使穆旦研究又深化了一步。2006年4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则进一步拓展了穆旦研究的视野，为全面阐释穆旦的为诗为人之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然而对穆旦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才华横溢、品格高洁，多年来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诗人，目前的研究还远不能说是终结，穆旦这一颗曾被乌云遮蔽的星辰，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穆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责任与命运的典型个案 穆旦不只留下了诗歌文本可供我们深入研究，而且穆旦的一生就是一首苦难的诗，他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折磨与屈辱的一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 穆旦是个有天分的诗人，从小就显示了写作的才华，中学时代就写出了《流浪人》、《哀国难》等出色的诗作。先天的素质与勤奋的写作，固然为穆旦的成长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但决定穆旦诗歌的面貌与深度的，却是他的非常人所能有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抗战爆发后的三千里步行到昆明，让他在家仇国难中领略到祖国河山的壮丽，体会到在书斋中难以想象的农民生活的困窘。尤其是1942年，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并任随军翻译，战事失利，撤退到野人山，这是方圆数百里的密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蚊蚋成群，一个病人一旦昏迷过去，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冲刷，数小时之内即变成白骨。穆旦就亲见一具白骨，脚上还套着军靴。这种非常人所能亲历的对死亡的贴近体验与观察，这种对生命的强烈渴盼，成为他后来写诗的强大内驱力。他的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的《森林之魅》就是基于这种生命体验。读穆旦的诗，我们能读出一种痛苦，一种沉重，一种悲悯，一种宗教的神性光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非同常人的独特体验。 当然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经历，还只是他此生遇到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开始。到了20世纪50年代，先是被错误地打入“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因为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又被错误地列为“肃反对象”，后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等待穆旦的，是无止息的批斗、抄家、劳改……。 穆旦的诗歌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难不断的生存背景下展开的。他的诗数量不多，总共才一百余首，这百余首诗主要作于1934-1948年。1957年第5期《诗刊》发表的《葬歌》，是穆旦在解放后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在这首诗中，穆旦真诚地表达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新时代面前的困惑，以及告别过去的自己，渴望与新时代并肩前进的决心。没想到四个月后，这样一首诗居然遭到了公开批判：“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穆旦不仅不去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反而以埋葬为名，来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①在这种严峻的批判之后，穆旦和他的诗在诗坛消失了。尽管18年后穆旦又开始了他晚年的诗歌写作，但这些诗与读者见面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春天了。 穆旦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诗与生命融合的一生。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太多的问题，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穆旦热爱祖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投笔从戎，真正经历了九死一生；在新中国诞生之后，他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国。当他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另类，已不可能用诗歌来歌唱的时候，他默默地选择了译诗。1975年，他在鲁迅杂文集《热风》的扉页上写下了鲁迅的一段话，以明心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1977年2月，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将《欧根·奥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诗》译稿，放进一只帆布手提箱里，交给小女儿查平，对她说：“你最小，希望你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②如今，他的译诗已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他的同学周珏良慨叹道：“他中年以后精力正旺之时却因环境关系有几乎二十年不能写诗，他的诗才都发泄在译诗上……穆旦译诗的成就，使我们觉得可喜，但又有点觉得可悲。如果穆旦能把译诗的精力和才能都放在写诗上，那我们获得的又将是什么——如果？”③是的，以穆旦的天分和才华，如果没有被错误地对待，那么很难想象他后来会写出多少厚重而光彩夺目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