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6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对现代知识分子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现代教育、现代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 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并非始于联大时期。自1928年到达上海后，他就开始了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思考，其最为注目的就是他对当时上海文坛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强调文学不依赖商业、政治的独立性，并非仅仅是从文学的独立性出发，其根本则是对作家思想独立的强调——“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1](P204)。上海时期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看法，尤其是对文学家与政治关系的批评，几乎影响到他一生的知识分子观。此后沈从文回北平后对“海派”的批评，反对文坛“差不多”现象以及作家从政等，都可在这一时期看出端倪。不过，早期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基本还是囿于作家范围。真正体现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是在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其具体所指有一定的改变，主要对象由文学家转向专家学者、思想家。与对象的改变相一致的是，沈从文主要是从思想层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乡下人”式的审视，并进而对现代思想的形成机制产生深刻的怀疑。 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审视，与他身处知识分子集中的学院空间关系密切。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战时合并组建而成。学校汇聚了众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是当时国内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地。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以至有人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2](P392)。更为重要的是，联大较沈从文以往所任教的大学，有着特殊的学院化氛围。这里有必要先追溯联大前身即三所大学的相关背景。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前身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成立。它是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则是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因此，到抗战时期，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已经出现十年，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也基本形成。三校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风格，如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这些无疑都成了后来西南联大的重要传统。再看后来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三所大学的校长：1930年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罗家伦曾评价，蒋任北大校长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的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陈平原曾对此解释：“这里所说的‘近代式大学’，其实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3](P19)主长清华的梅贻琦也曾留学美国。自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就基本采取美国式大学教育体制，其中包括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良好制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虽未在国外获学位，但他于1917年赴美，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后为名誉博士。南开大学同样具有严重的美国化倾向，据说南开大学聘请的教员是美国人或留美学生，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其他课程均用英文讲授，直接使用美国学校课本等。[3](P20)可见，三所大学基本上都倾向于美国式大学教育。抗战期间联大不设校长，由三位大学校长组成一个常委会。但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年在外，联大事务基本是由梅贻琦管理。从联大知识分子整体看，教授中出身清华的也较多。有人做过统计：从1909—1929年间，清华留美学生中几乎每一年度都有成为联大教授的。[2](P396)在1945年联大学生所编的《联大八年》中也有这样的统计，“联大179位教授，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二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二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4](P2)。可见，联大在教育体制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深厚的。1942年，费正清在访问联大后就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利益。”[5](P223) 进入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的现代大学，对虽在创作上有名但在学术上并无突出建树的沈从文来说并不容易。1938年，沈从文到达昆明后，并没有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是继续与杨振声等编教科书。但到了1939年，教科书因为不合需要停止编写，由此，负责编写教科书的杨振声向朱自清推荐沈从文去联大任教。朱自清由此向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推荐，罗最后答应聘请沈从文为师范学院的副教授[6](P28,P31,P32)。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担任的是有关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包括各体文习作（白话文）、中国小说等。当时西南联大主持国文系的多为新文学参与者，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7](P92)，联大国文系并不排斥新文学。但尽管如此，新文学在国文系的地位还是远不能与传统国学相比。对此，沈从文其实是深为不满的，他曾多次就大学国文系重视“考证研究，章句训诂”，而忽视新文学提出意见。在一信中他这样说：“因照目前大学制度和传统习惯，国文系学的大部分是考证研究，重在章句训诂，基本知识的获得，连欣赏古典都谈不上，那能说到写作。这里虽照北方传统，学校中有那么一课，照教部规程，还得必修六个学分，名叫‘各体文习作’，其实是和‘写作’不相干的，应个景儿罢了。写作在大学校认为‘学术’，去事实还远。”[1](P220)同时，在学问研究上联大国文系所重的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成绩。不说年龄较大的陈寅恪、刘文典所治的主要是在国学方面；另外一些与新文学关系密切的教师，如闻一多、朱自清，甚至较为年轻的陈梦家等，他们在大学任教所凭借的同样并非新文学，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治学成就。从闻一多“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的信中，要求给许维遹、陈梦家评副教授所列举的有关学术成绩也可以看到这一点。[8](P370)沈从文尽管在创作上有成绩，但在学问上较其他人显然薄弱。 从教育背景上看，沈从文与中文系其他教员相比差别就更大。如参看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7](220)就可发现，在中国文学系（包括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年龄较大的（50岁左右）的如陈寅恪、刘文典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基，而后又留学日欧美，中西学兼而有之。中间一代（45岁以上）的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浦江清、王力等，多数也受过传统教育，其后又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教育，并多有游学欧美的经历。更为年轻的一代（45岁以下）如陈梦家等则是在五四的熏陶下成长的，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形之下，沈从文在教育背景上无疑与他们存在甚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