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度，农民起义既然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发展，也就必然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封建正统史观的局限，农民起义在传统历史叙述中往往被歪曲和丑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其基本内核之一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和叙述历史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农民起义也开始得到正面描述和积极评价。历史观念及其变化具有“散播”功能，会辐射并渗透到其他精神领域。1930年代以后，农民起义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重要题材，并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阶级斗争学说也是历史小说家们基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决定并影响了这一题材历史小说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到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基本貌态。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历史哲学风光不再，农民起义历史小说也逐渐淡出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 阶级斗争史观是一种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历史观。当现代历史小说家运用此种历史观观照和表现中国历史时，他们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正确解答了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巨大历史作用的问题，表现了人民群众作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式及形态，不仅为现代历史小说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也使人们从阶级斗争的理性化角度认识本民族历史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当充满复杂性和偶然性的农民起义被理性化地阐释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时，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同时，历史叙述本身应当充满感性，过分的理性化态度，将会使历史叙述变得枯燥乏味。而当作家过分倚重阶级理性意识的认识作用时，将会使历史小说落入“现代化”陷阱。这其中所涉及的阶级理性与历史小说自身艺术规律之间的张力，是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历史小说的一大关键。因此，辨析和厘清二者各自应当发挥的作用，总结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使这一重大题材重新出现在作家笔下并焕发生机，在为当代读者提供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的精神资源的同时，使当前历史小说摆脱以帝王将相为唯一表现对象的困境，形成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和势头，应该成为作家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语境中发现古代农民起义这一重要题材的。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找不到摆脱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力量，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使他们没有可能直接揭露现实黑暗，也没有可能直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革命。于是，古代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成了他们表达对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憎恶和对农民武装革命期望的象征物和代用品。他们不仅在小说中极力歌颂古代农民英雄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精神，还曲折隐晦地借历史以号召现实中那些在残酷的专制压迫下走投无路的人起来反抗。 1929年，孟超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引擎》创刊号上的《陈涉吴广》，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此后，茅盾的《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宋云彬的《夥涉为王》，陆费堭的《陈胜王》，廖沫沙的《陈胜起义》，靳以的《禁军教头王进》，张天翼的《梦》，刘圣旦的《发掘》等相继出现。 在众多的历史小说家中，真正代表着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历史小说最高水平的是茅盾。作为一个从19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作家，茅盾在历史小说中纯熟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和描绘历史人物与事件，不仅将作品中的人物分成对立的两个阶级，二者的斗争构成了作品的情节主线，而且着意强调人物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属性，以此凸现农民起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豹子头林冲》中，茅盾创造性地把林冲改写成了农民的儿子。这一阶级属性使他笔下的林冲已不再是《水浒传》中那个受陷害而被“逼上梁山”的武官，而是既具有农民的质朴与自发反抗性，又体现着农民式的狭隘、忍耐、信命等局限性的复杂形象。于是，不仅林冲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被茅盾的阶级理性意识重新塑造成了广大被压迫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成了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且，火并王伦的情节也被改造成了对立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林冲的行为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有着阶级根源的正义行动：“在豹子头林冲的记忆中，‘秀才’这一类人始终是农民的对头，他姓林的一家门从‘秀才’身上吃过多少亏！他豹子头自己却又落到这个做了强盗的秀才的手里！做了强盗的秀才也还是要不得的狗贼！”林冲的仇恨与反抗一方面源自农民身上的深重压迫，更主要的是他头脑中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觉醒促使他认清了矛盾的根源，并意识到身为被压迫者只有反抗才能生存。此外，茅盾还将梁山泊重新命名为“被压迫者的‘圣地’”。这些显然是1930年代阶级论思潮与农民武装革命实践在小说中的投影。作者借助对古典小说中英雄人物的阶级分析和改写，意在指明农民阶级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掘墓人。 在《大泽乡》中，作者把起义的最终原因归结于九百戍卒与两位军官之间的阶级矛盾。前者是被征服的六国闾左贫民，他们没有土地，被秦人所奴役；而后者则是拥有土地的秦国富农，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不同的阶级性质所导致。农民有着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有着对土地的当然要求：“什么‘陈胜王’，他们不关心；如果照例得有一个‘王’，那么这‘王’一定不应当是从前那样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己有地自己耕。”而当九百戍卒鼓噪欲反时，两个军官“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他们不能束手困在这荒岛样的小丘上，让奴隶们复仇的洪水来将他们淹死”。于是大泽乡起义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因为土地占有矛盾而引发的殊死搏斗，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覆灭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始皇帝死而地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