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近代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它就是一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它与建立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缘起，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它包含了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民主化、法制化、契约化、个人化、科层化、世俗化、教育普遍化等诸多方面，“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①。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们的转变也有大致相同的地方：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的独立运作，物质生活的改善；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上由宗教或者宗法主导的传统等级制社会，逐步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这个过程在思想意识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理性意识的代表——“科学”逐步进入传统社会，通过它独特的思维逻辑方式，构成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知识系统；产生了人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型价值观念，形成了“主体性”意识，于是“自我意识”、“个性解放”等等思想也就发展起来，原有的传统观念逐步被现代意识所更替。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现代性态度：与传统断裂，崇尚新颖事物，使现在英雄化。这个过程伴随着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伴随着一个社会结构“世俗化”的过程，原有的等级制逐步瓦解，形成以个体为本位，靠市场来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个大致相同是抽象化的结果，世界各国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状况，有着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与结果，其间的差异，其实是相当大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创巨痛深的时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殖民主义对中国一次次侵略逐步形成的亡国危机，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逼迫中国走向改革，学习西方，走向现代化，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于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民族国家”其实可以译成“国民国家”，指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建立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从国家形态上说，是与西方其他国家对应的；从组织形式上说，要求能够动员到每一个国民。普及国民教育就成为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决策。全球化需要学习西方，在经历了引进西方武器（船坚炮利），创办西方企业（洋务运动），都不能解脱中国的困境之后，学习西方，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民族国家，启蒙老百姓，变封建社会的愚民为造就新国民，逐渐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中空前地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学也就在这时开始充当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利器，承担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梁启超提出“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②形成一场文学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把政治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乎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对于文学的现代化来说，传播媒体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焦点，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变革，决定了文学的变革。中国古代书籍也曾采用商业化的营业方式，完全作为商品来生产销售。如《儒林外史》写到书商请马二先生编选八股文选本，便是讲好报酬，印出书来作为商品销售的。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尤为普遍，明末清初一些作家大量炮制才子佳人小说，可能就是应书商之约。不过这种商业化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化不可同日而语。在晚清民初，报刊和旧平装书开始成为主要传播媒体，它们比线装书的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周期短，可以短到一天之内；印刷数量大，可以几万甚至几十万份的发行销售；价格低廉，最低只要几个铜板，相当于大饼油条的价格，普通大众也有条件消费。报刊与旧平装书是用机器印刷的，还要运用铅字排版、石印或者纸型技术。这种书籍复制方式就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近代大工业，仅仅依靠手工业作坊无法完成从线装书到报刊和旧平装书的转换。近代传播媒体报刊与旧平装书又是运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的，像《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分支机构，运用西方股份制公司的运作方法来管理和经营，这就使得这些传播媒体比起古代传统媒体来，效率大大提高，适应的社会面极为宽广。近代传播媒体适应了城市化、社会化、世俗化的需要，适应了近代市民的需要，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随着近代都市的崛起，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产生了新的文化组合。文学一旦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的轨道后，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就商业化了。稿费制度决定了作家可以以写作来谋生，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产生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文本的商业化决定了读者以阅读来消费，由于商业化的利益驱使，近代媒体的运作目标不可能再像传统媒体那样主要面向士大夫，而是变成面向大多数人的市民。廉价的近代媒体大大扩展了媒体的消费范围，它们一旦成为文学的主要文本，就注定了文学必须面向普通老百姓，必须通俗化。从而也就改变了士大夫垄断文学的局面。 于是，近代媒体的变革一方面促使文学普及，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学走向通俗，各种文学体裁除了“词”以外，从语言到形式几乎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古代的文学语言是指士大夫专用的文言，用白话做的“小说”不算“文学”；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文学语言渐渐变成了白话为主，形成现代汉语。高雅的诗文从文学的中心退向边缘，以前不入流的小说则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一过程本身就使得传统的高雅文化走向衰退。由于报刊和平装书的迅猛发展，逼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大夫们正视它们，适应它们，乃至在抗拒它们的过程中逐步衰亡。这一过程也就普及了文化，促使文化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正因为近代媒体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媒体在观念上维护契约化、科层化、法制化就是必然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建构相关的组织和得到相关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媒体也只有依靠现代都市这样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得到迅猛的发展。现代城市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机制，帮助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逐渐摆脱宗法制的束缚。现代城市产生的经济独立的城市形态，逐渐会产生相应的对民主诉求，新型市民成为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创作是自娱性的，因为士大夫都能创作文学，都是文学专家；但是，随着文学的通俗化，文学的读者主要不再是文学专家，他们自己不能创作，只能阅读文学。作家的创作变得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从晚清开始，作家的文学创作就开始关注社会的底层，有意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古代也有揭露黑暗的作品，那是给皇帝士大夫看的；现在，作家对普通读者抱着信任和期许，希望他们阅读揭露黑暗的作品之后，能够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近代媒体的变革造成了文学的作家、读者的现代化，从而也使文学自身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又是复杂的，它是诸种因素互动下的产物，与社会文化变化相关联，充满各种选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