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在即，我们回顾新文学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沧桑感慨之余，不能不对新文学筚路蓝缕所开辟的传统作一番新的梳理、审视和探讨。因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①在发展快速、硕果累累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争论。如，对现代性思潮的重估，国学热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对新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贬抑，还有文化思潮对文学特别是新文学的淹没等等，这些都使新文学处于动荡之中。 中国新文学作为现代人的人化和社会化的行为和活动，处在现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即在现代和传统、外国和本土、革命和审美、精英与大众种种关系冲突交汇、动态发展的多维空间中。它在显示出自身独特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与生俱来”的沧桑处境。但与极端政治意识形态时期不同，现代性语境属于思想文化性质，有着广阔的精神、审美的自由空间，它对于破除极端政治功利主义元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先验必然性”决定论、目的论观念有着重大作用，由此激发了我们学科蜕变再生、多向发展的生命力。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有着独特传统的现代的人的文学，它既注重人的个体的独立自主，又凸显了人的生活的类的特征。在具有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双重超越特征的公共领域中，它贯穿着人的实践观的革命化叙事，交融着人的本体说的现代化叙事，体验着人的个体论的日常生活叙事。多种叙事的交织、互动、融合，凸现出崇高而复杂的精神品位，其主导倾向鲜明而又丰富多样。在沧桑巨变中，对中国新文学多元叙事的发展与特征，做出新的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传统作为一种“历经延传而又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1]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它有自己的“卡里斯玛”特质，即有着自己异乎寻常的、能够产生神圣感召力的精神模式和价值规范、经典角色和象征符号等，还有着对自身经典独特的读解系统与开放的阐释空间。从时间跨度上看，传统是“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条变体的时间链“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因而传统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2]从上述的界定和阐释来看中国新文学传统，可以得知：如果没有“长时程”的连续和变异，不能形成传统；如果没有多重话语、多维阐释空间，不能形成传统；如果文学的发展平庸普泛，没有破旧立新的突出非凡的“卡里斯玛”特质，也不能构成传统。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揭示现代文学传统呢？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一样，它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它因不同的传统观而发生变化。这种传统观因为面对的是传统的长时程时间链，必然是一种“大叙事”。不同的传统观“大叙事”，又因对新文学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而获得不同的价值定位。 一、革命化传统观大叙事 革命化传统观大叙事，是基于新文学既是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为之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观点，而提出的一种传统观大叙事。如，将新文学前30年的文学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就是这种传统观获得价值定位的一种经典表述。左翼文学运动、“延安讲话”以来得到提倡和发扬的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指的就是这种传统观。这种传统观的基本特征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基准、审美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方法、现实主义的开放形态，以及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的话语系统。 这一类“大叙事”的形成，从世界范围看，与两种全球化、两种现代化有关。一种是基于西方全球史观，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导引的全球化、现代化，另一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由前苏联、中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导引的全球化、现代化。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上述两种全球化、现代化，无论哪一种都是包含着革命化的。前者自从15世纪航海大发现以后，经过了17-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乃至拿破仑铁骑横扫欧洲的战争。后者更是经过由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到几乎遍及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里，革命和战争是贯穿始终的。与这种国际环境相对应的，是我国国内国家独立富强、救亡图存的时代中心课题，这与革命化大叙事有着密切关系。 再从作家主体和文本主体看，中国传统文人“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心理积淀，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立国立人”或“忧国忧民”的现实情怀不谋而合；中国文学“载道”、“证道”的久远传统，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实证”、“实践”倾向，“崇用”、“尚众”的主导思想相互激荡。这些也促成了革命化大叙事的形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出现，到瞿秋白、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学重镇的典范作用及文艺论争中文艺政治作用的强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被阐释，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等观念成为文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内容——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不仅文学与文论发挥了审美的、具有一定人学内涵的社会价值论作用，而且，唯物史观及其文艺观也为文艺理论、文学史、文学评论构建了理论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