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话语讨论 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阐释话语。由于在文学研究中弘扬了“现代性”这一概念，仿佛使“现代文学”也充满了宿命般的价值和使命。即便是说到“现代”作为一种时间范畴，因为有了“现代性”，那它也不再会像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所理解的那样，“现代”只是一个相对于“前代”的宽容的客观时间，而是一种表征着“世界化”的时空体系，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①。在此之上，获得了“现代性”内涵或“性质”的文学，才可以被定义为“现代文学”。毫无疑问，“现代性”的本质建基于进化论的逻辑之上，但“现代性”似乎比进化论有着更深刻更启人的意旨，它可以超越进化论的“新”，而直指更具有内在价值的“进步”，或者说，它乃是在进步论的“发展”逻辑中被演绎出来的。于是我们弃用“新文学”，而改用“现代文学”，其微妙的历史语境转换其来有自，只不过今天才让我们想象出其间所存的道理。其实，在中国90年代“现代性”这一更为明晰更为有力更为富有价值含义的概念兴起之前，文学研究中追问“现代”、“现代化”的思路和兴趣早已开始。1981年，严家炎就在论文《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②中提出了“现代化”的标准；1982年，徐迟发表了著名的引起重大争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③一文；而更早，再向上越过三十多年，袁可嘉先生在1947年就发表了《新诗现代化》④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的诗学理念和标准。只不过我们今天又弃用“现代化”，而改用“现代性”，其微妙的历史语境转换也同样其来有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发现“现代性比之现代化，更适用于解释精神领域的现象。现代化多指形而下的，如工业、农业现代化，现代性指的是形而上的，即现代社会在精神上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因此现代性应该类似于“现代精神”的另一种可以接受的说法，用以“规范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⑤ 就目前研究中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互相展开的情况，有三个倾向应该指出来并进行必要的讨论。 一是“现代性”话语体现了“宏大叙事”的偏好，从而一种无所不包、普遍主义的、抽象的“现代性”理念广泛弥散，传统理论的抽象人性概念的所有魅力和蹩脚之处，似乎也都在抽象现代性倾向上得以复活，从而使面向人的“人性”学问呈现的所有深邃与空洞又一次在面向社会的“现代性”学问中旧路重逢，人类认识的状况似乎又可以从喜剧意味上付之一笑。 固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现代性就其本性而言从来都是宏大叙事性质的，是带有普遍主义逻辑的全球化实践，它不是哪个国家和地域性的活动，乃是如布莱克所说的“一场人类伟大的革命性转变”。它涉及全人类、全球性的进化进程，甚至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大的革命性转变只有两次，“第一次革命性转变是在约一百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在布莱克眼里，现代性的“革命”乃是可以与“人类诞生”相提并论的巨大世变，⑥因此如何估价其普世性意义都不为过。然而在这里承认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并不能导致我们给予“抽象”现代性理论以过高的估价，因为我们足下遭遇的现代性往往都是现实性的、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的，因此有识之士已经告诫我们：“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而“如果现代性确定是创造性的，那它只能是多元的、局部的和非模仿性的。”⑦是的，正如生物界的生命多样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世界现代性的本性之一，也一定是创新性的、多样性的和丰富性的，现代性话语只有深深根植于对这种多样性本质的理解与探求基础上，才得以具备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是“现代性”话语往往体现出精神性偏好，诚如前面所提到的有关现代性的界定，它之所以与“现代化”概念有所语义区隔，乃在于其概念后缀的“性”的限定，从此具有了向“性质”、“本性”等观念义涵靠近的趋向。而且就研究中的实际情况而言，当现代性话语的“宏大叙事”偏好与“精神性”偏好结盟，就形成了用精神或观念的宏大框架来处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历史的情形，这在研究实践中，就是自“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和“重写文学史”等观念提出以来所形成的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体化新文学史述，其观念的核心即以五四新文学观或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即“人的文学”的文学观来涵盖和阐释百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这种经过历史总体化的文学史观，将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进行有选择的扩张，用“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的灵魂”和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等主题来统摄现代文学历史文脉，“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⑧，一部现代性文学史的“思想史”化也就不可避免了⑨。从现代性的多样性的角度，王德威提出了被压抑的“晚清现代性”问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⑩是对那种宏大而统一的精神现代性提出的疑问。而按照这种五四新文学观统摄的文学史述，如果对象不符合这种启蒙性的人的文学观念，比如对“十七年文学”，则提出一种“潜在写作”(11)概念来挖掘其时文学的“真实”，“潜在写作”从而成为这种文学史述所要张扬的“显在写作”，而其时盛行的主流文学则在这种宏大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下反而成为一种要压抑下去的“潜在写作”，对此，旷新年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这乃是在制造一种新的文学史“空白论”，(12)其“洞见”之下的“盲视”，正好让旷新年们得以有机会指认所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巨大分裂。对此，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那部经由夏志清鼓吹而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重新发现”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因其描写了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而备受推崇，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也许不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的歌颂，更不仅仅是一部人性之书，而恰恰是突显了五四新知识分子的失败的精神乱相的批判之书，它批判了“国民性”，但它更主要的是与那个时代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贵族式精神化偏向的革命批判语境相连接，互为阐释、互为参照的。我们的缺失在于，没有在《围城》与40年代的革命性时代变迁语境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而将现代性的精神话语凝固化，将社会性问题缩简为人性化、主体化问题，忘记了布莱克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研究现代化、现代性的要义：“当社会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人类本性及其关系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处理这些问题的环境已经不同了”(13)。也许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国文学中较早地鼓吹和实践现代派主张的诗人徐迟在他那篇预言性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中所说的话：“现在，谈现代化建设的文章也是一样，大谈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意义，很少谈甚至完全不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内容，一句话，政治太盛，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他还说：“物质文明将推动精神文明前进。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物质建设正在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也必然会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精神条件。”(14)借用徐迟先生的言说与思考方式，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现代性话语，是精神太盛，而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我们只看到了或信奉五四某方面的精神资源，而没有看到现实新世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而一个丰富而真切的在现实世界的运动发展中不断变迁成长的现代性终不可得。而在此我们应提及的是，徐迟先生的这篇引起重大争议的文章，其历史价值与思想价值甚为重要，却很少被后来的现代性话语所提及，恐怕个中原因，是由于他直截了当地将“现代化”这种世俗性或经济建设意味较为浓重的概念与“现代派”（现代性）这种精神概念联系起来，而这在流行的推重精神性的抽象现代性的话语看来，则有着“庸俗唯物论”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