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专栏：小说的面影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题目，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家（包括评论家、编辑、出版人等“文学从业人员”）的信函尺牍，对于重现文学活动的轨迹，勾勒人事交往与文学社团的聚散等等，有莫大助益。但是新时期以来作家们的书信，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惯常的理解中，文学史意味着庞大而稳固的经典共识与集体记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就更需要一个长时间段的判别，这样的意识使得很多作家、编辑们的来鸿去雁加速散佚，同时流逝的，还有其中潜藏的未必单薄的信息。以“书信中的文学史信息”为题，自是有夸张之嫌，本意只为提起注意。 由此，我觉得程永新先生《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新近出版弥足珍贵。书中贡献了一大批当代重要作家的书信、邮件甚至手机短信。程先生的身份、活动、交往圈之于19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尽管“一个人的文学史”并不同于提供文学演进规律的“文学史”，但它所释放的一个个现场与细节，无疑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当代文学的理解。这里以余华的一封信为例，略作揣测、释读。 众所周知，对生活与文学的逻辑关系的否弃，是先锋作家创作的起点。小说的本质在于虚构，小说呈现的生活与事实是虚构的结晶，并非现实的简单映射，这里的生活与事实是独立的、与现实生活不相隶属，有自己的逻辑与法则。这一创作起点显然是对传统文学理论追求“真实性”的反叛。“真实性”的哲学基础源自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在海德格尔反复缅怀的一个对象性关系没有产生、人完全沉浸在世界中的理想时代（即前苏格拉底时期）里，真理指的是使存在者敞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始终处于保留和显现、遮蔽和去蔽的紧张中。但柏拉图无法接受存在的变易，他要确定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本质。在他那里，真理不是保留和显现的交互作用，而只是无蔽。柏拉图追求的理型是事物稳定不变的原型，真理的本质就蕴涵在理型的显现中。在这样的意义上，知觉就是一种“看”，真理不再是存在者本身的基本特征，而是“正确的看”，这种看能正确符合看的东西，正确性就是认识与事物一致。这一认识论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是：在人与语言的存在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性对象，文学的表现、认识如果正确反映了它，就具有真实性。而先锋作家要告诉人们的是：文学是虚构的，根本不可能通过文本之外的现实来征验文本的真实，语言就是生存的边际，语言之外一无所有。在传统小说里，语言的意义在于表达外在世界的内容与客观事件的自然行程；在先锋小说中，语言“叙述”自身的规则而不依照客观逻辑。在先锋批评中经常可见所谓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唯有“断裂”才造就了一个“自足”的文学王国：叙事游戏在抛弃“写真实”、“写本质”的要求，甩开外部世界之后，仍然可以按照自身的规则以及话语内部复杂的自我指涉以及文本间性，向人们提供奇异缤纷的海市蜃楼。 以上的陈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毫无新鲜感可言，类乎“文学常识”。必须指出的是：先锋文学的经典化离不开作家余华的创作实绩及其创作自述，后者我指的是《虚伪的作品》。这篇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而又言之凿凿的文章，在近20年前被很多人视为“文学启蒙”；而在今天更可以估量出其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余华个人的创作谈，而且是整个先锋文学思潮的文学宣言与“施政纲领”。 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① 这是关于“断裂”的经典陈述，《虚伪的作品》中有一组壁垒森严的二元项对峙着：“现实世界”、“事物的形态”、“事件的外貌”、“常识”、“现状世界”、“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与“精神世界”、“内在的广阔”、“偶然的因素”、“不曾被重复的世界”……后者被判定为“真实”（至少这些才具备文学意义）而前者相反。先锋小说几乎就建立在上述通过抬举、贬抑而进行的甄别、判定上。 下面我们来看余华致程永新的一封信。可以提供的背景是：《收获》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思潮贡献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力量，其先后刊出的实验专刊后来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这又与程永新先生开阔的视野与踏实的经营紧密相关。余华这封信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中。同时，程永新被作家们视作伯乐、知己，故而此信应该是余华心声的真实流露： 今年6期我还想参加，你居然还不打算开除我，可真使我吃了一惊。为了你，为了《收获》，争取9月底前交稿。 你想换一批人的设想挺棒。现在确有一批更新的作家。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你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我是你的商品）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我不反对这样。但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语言的不真实导致先锋小说的鱼目混珠。另外结构才华的不足也是十分可惜。所以为何我如此喜欢格非，我觉得格非无论在语言还是结构上，不仅使汉语小说出现新姿态，也使他的个人思想得到了真实的表白。因此我觉得你编这一期可能更为沉重一些。现在用空洞无物这词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② 余华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89年6月9日，《虚伪的作品》发表于1989年9月，差不多就是同一个时候。没有必要草率地指认上述二者的表达以及这表达之后所负载的文学观的对立，但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裂隙的存在，比如：信中主张语言所“面对”的“世界”，同《虚伪的作品》中被压抑的序列（“现实世界”、“事物的形态”、“事件的外貌”、“现状世界”）多少有重合之处吧；信中追究的“可信的真实”多少传递出一种与读者的“常识”、“日常经验”相沟通的意愿，这在《虚伪的作品》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这一表述本就与先锋文学企求的自足自律、语言在其中不假外求般自我运作的文学王国相背离，而且在这一王国中来讨论语言的真实与否根本没有意义。我们还能再引申一下：什么叫语言的“可信的真实”？古典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告诫说：“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得去寻找，直到找到这个词，这个动词和形容词，而决不要满足‘差不多’，决不要利用蒙混的手法……”③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大量力求“一字不增，一字不减”的炼字故事，所谓语言的“真实”推到极致，就是为了“寻找”到莫泊桑说的这“一个词”（“吟安一个字”），语言“可信的真实”源于对语言与实在之间对应关系的充分信赖。但是《虚伪的作品》以退回“个人”与“精神”的方式将上述语言与其代表的对象之间的契约撕毁了，“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因此，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可以对比联想到托尔斯泰在与高尔基谈话中的指责：“人们并不是在描写真实的生活，并不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却是照他自己心目中的生活的面目来描写……这有什么趣味呢？这有什么用处呢？”④），当实在世界已经面目不清，语言对“可信的真实”的追求又何从谈起？还有，虽然信中表示“不反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未见得被余华心以为然，而且信中多次对先锋小说的进展示以隐忧（“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鱼目混珠”），甚至以为用“空洞无物”（这个词往往是“另一派”对先锋小说发动攻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武器”）“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左右转折、前后挂搭的措辞同样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