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完成于1927年，次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原拟写上、中、下三卷，此时只完成了上卷，后来续完此书就成了胡适的学术心愿之一，但终其一生，终于未能得偿所愿。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揣测，或以为胡适身为名人无法忙中偷闲，或以为胡适年迈力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或以为胡适作为学者却身陷政治之歧途终被政治所误，或以为胡适自度续作难以做得漂亮知难而退……上述诸种猜测各有道理又各有偏颇，综合起来，似乎可以得出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但这一答案并不完备，笔者以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创作激情随着时过境迁而不复存在，也是使得胡适辍笔不续此书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创作激情”不单是指理智的“学术激情”而言，而更倾向于指涉激发和维持文学创作的非理性的情感冲动。小说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经常会因创作激情的消退而使作品流产。 这里提出创作激情这一因素，绝不是暗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文学作品而非学术著作，《白话文学史》的学术性质毋庸置疑，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笔者要指出的是：它是一部富有文学性的学术著作。这样的著作早有《史记》作为先例，《史记》并没有因其文学性而使自身的史学价值稍有损耗，同样道理，《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不但没有损及它的学术价值，而且使它独具特色，于史学界反而更有特殊的意义。 无论胡适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白话文学史》确有其文学性的一面，这种文学性在80年后的今天更为彰显。 《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首先就表现在本书的命名上。无论“白话文学”这一词语在“五四”时期是怎样的脍炙人口，其含义对于仁人志士而言是怎样心照不宣，作为今天的一个普通读者，在读解本书的过程中却发现“白话文学”就如同一个神秘的标符，含蓄暧昧而难以索解。尽管胡适在其他著作中对“白话文学”的概念作过描述，但在本书中却显得另有所指而语焉不详。本书中的“白话文学”显然不是指顾名思义的解释——用白话写的文学，胡适在本书中用许多名词来指代它——“活文学”、“真文学”、“田野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但“白话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仍是悬疑。胡适固然在《自序》中一本正经地举出白话的三个标准：“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但是，这三个标准的界定能力实在有限，试问“说得出，听得懂的话”就不能加以粉饰了吗？如果可以，那它算不算白话呢？即使我们这样来理解，这三个标准之间并不是“或”的关系，而是必须同时满足三者，我们还是不能明白究竟何为“明白晓畅”，也不能准确理解本书所举的大小例子中为何此为白话而彼为古文，为何同为杜甫的易读好懂的诗作，古体诗则为活文学而律诗则为死文学呢？可见白话的标准之判别不清、限定不明。假如我们按照这三个标准去逐一检阅中国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并认真地为之标注上“死”、“活”，那么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其实际意义可谓荒诞。由于指称的模糊性，《白话文学史》的题目与卡夫卡小说《城堡》的题目相仿，“白话文学”像“城堡”一样在文本中没有确指而具有多重含义、难以把握而分明存在，使人困惑迷惘如置身于迷宫之中，语词与现实的关系因而像文学作品中一样富有多种可能性。 第二，《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在作者所持的文学史观上有所体现。胡适的文学史观，简单地说，就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中国对于进化论的接受自严复的《天演论》始，主要关注的就是社会进化而非自然进化，师从斯宾塞而非达尔文。中国先贤志士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首先考虑的自然是如何救亡图存，因而对于人是不是从猿变来以及人的直立行走是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真的关心，那时一切学理的输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救国救民、“再造文明”，而社会进化论一经输入，中国人就仿佛立刻明白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顿悟出祖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也知道了怎样才能成为能够生存的“适者”。进化论之于近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勿庸置疑，那时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进化论的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冲击，或欢欣鼓舞，或摇头叹息。胡适不但是挥舞进化论的大旗拼命呐喊的一位勇士，而且是一位智者，他的对时代敏锐的感受力、对社会问题明晰的洞察力常使后来人赞叹不已，胡适的过人智慧使他能够迅速地举一反三，将社会进化论推广延伸到文学进化论，并且用自然进化论的通则作为文学进化论的通则，例如他一再提到的“渐进”原则。这一推广延伸并不基于科学的推理和分析，更多的有赖于胡适的聪明和灵感，是“文学化”的联想思维能力的发挥。 时值今日，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化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通则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并不笃信进化论的科学家通过分子研究发现，组成生命基础的生化系统的复杂精密程度使得进化论无力解释，也并没有证据证明分子会不会进化，更无法捕捉所谓一点一滴的“渐进”的影子；[1]即使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也有了“间断平衡”理论，不再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2]自然进化论尚且如此，对于社会乃至文学进化论的挑战就更加此起彼伏了。与胡适同时代的就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与之分庭抗礼；此后20世纪50年代更有大陆学者对胡适“站在帝国主义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白话文”进行彻底批判，严厉谴责胡适的“文学观点、历史观点都是反进步、反人民、反历史的”；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批评胡适的“庸俗进化论”，认为胡适“机械地搬用生物进化来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学现象”，只认可“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否认质变和革命”，并进一步指出胡适宣扬渐进的庸俗进化论，是“为推行改良主义张目的”；[3]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举出反例证明文学演进的形态除了渐进外，还有飞跃，比如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辞的诞生，那种带“兮”字句的朴拙的楚地歌谣与屈原的瑰玮巨制实在相去太远，只能用“飞跃”来形容，又如从先秦两汉发展到六朝骈文，其演变的方式为渐进，而再从六朝骈文转变为唐代古文，其演变方式则为飞跃；[4]243-245还有学者含蓄地指出：“白话文学的历史进化，其核心价值的增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作者似乎并未加以必要的注意。”[5]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