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领域一直呈现出两个基本的态势。一是无论名家还是非名家，都在面向市场和适应读者的同时，更为注重在作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用心思和下功夫，使得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点与面上都更为丰博，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也更其多样。二是在年度长篇作品的总量构成上，一直稳定在1000部以上，而由于网络作品转换成纸质作品的数量日益增加，2006年的长篇小说总量即达到了1200部之多。2007年的长篇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两个基本点上继续向前行进的。 总体来看，2007年的长篇小说，既没有特别惹人眼目的作品，又没有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似乎不丰不杀，状态平平。但仔细地检省起来，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也相当不少。与前几年相比较，并不显得逊色多少，可以说是在平稳发展之中有着平实的收获，也可以说是表面上依流平进，实际上暗香浮动。 面对2007年的1000多部长篇小说的总量，要作一番全面的检视与周到的评说，不仅很难以做到，而且也没有必要。因此，只能拔优选精，以点代面，而这种选择与评述必然受到笔者自身的阅读与眼光的囿限，也在所难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度长篇小说的梳理与概观，实为文章形式的一个人的排行榜。而我的这个个人排行榜，也正是由几个数字化的题目依次道来。 一、一些可喜的现象 在人们评说2007年的长篇小说的基本状态时，最为常用和常见的字眼是平稳，平实。这些字眼带给人们的信息，既有平常的意思，又有平顺的意味。也许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情形，可能过于沉闷了，“没有故事”了，不够热闹了，因而意思不大了；但从文学自身来说，或许正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因为说到底，文学是属于小众化的读物与产物，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有人叫好，有人叫差，甚至有人叫骂，这些现象都属正常和自然。与往年相比，2007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从媒体和读者的角度看，基本上都不“炒”不“闹”；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看，也大致都不温不火，这实际上是向文学本来该有的常规状态的回归，文学就该这样在自己的系统里自然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不应看作是一种不足，而恰恰应看成是一种有益的变化，可喜的现象。 让人更为可喜的是看来动静不大的2007年长篇小说，细细品味起来，却在暗里藏匿了让人殷殷可感的新意与锐气。如格非着力表现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山河入梦》，明显的比他先前的作品更为好看耐看了；如池莉的着意揭示女性命运的悲凉感的《所以》，也较她以前的作品更有深沉意味了；徐坤的透视草根女性命运的《野草根》，在通常的读来痛快之中明显地增强了内在思想的浸润力与穿透力；这些连同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突然神神道道起来，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甚至不知所云，其实显现的都是作家自身的某些变化的外化。而一些实力派作家，如李佩甫、麦家、关仁山、许春樵、陈行之等，都在新的作品之中，既表现出对于生活的独具慧眼的深度把握，又体现出对这种深度把握的力求独到的表达。可以说，成熟的更沉稳了，沉稳的更老到了。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70年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强劲登场和精彩亮相。2007年间，映入人们眼帘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即有盛可以的《道德颂》，戴来的《鱼说》，李师江的《福寿春》，张学东的《西北往事》，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等。这一代作家无论是看取生活的着重点，还是叙说故事的表现力，都与前几代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更为注重由情态到心态的细微末节，在心灵的丰富性与艺术的可能性上，他们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属于他们一代的创作特点。 过去，人们在观察长篇小说时，常常忽略了“80后”这一群体。这在以前有情可原，而在2007年则大不应该。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以自己全新的力作，表现出了一定的转型或相当的进步。如充满感恩意识的七堇年的《大地之灯》，为中学生少女的命运悲鸣哀号的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状写飞扬的青春何以平添苦闷又彼此不同的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描述亲情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奏的孙睿的《我是你儿子》等，都以题材与题旨等方面的厚度扩伸与力度增强，大大地超越了青春文学的已有范式，显示着“80后”一代伴随着人生成长的艺术上的成长。 二、两个怀旧的女作家 2007年上半年间，两位著名女作家分别拿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这就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池莉的《所以》。两部作品虽然故事与人物迥不相同，但却有一个相似相近之处，那就是在重温过往历史的大背景中，回溯个人的成长史。个体与个人，在这些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这使人们常常遗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勾连，比如家境，出身，遗传，社会，时代，等等；两位女作家好像是在向人们证明个人并非是孤立的和自在的“个人”一样，由他们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不顺遂的成长，不适意的经历，推本溯源地书写并揭示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隐秘。 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上海中学生南昌，虽然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又积极向上，但遇到“文革”这样的政治旋涡，仍然找不到应有的出路；率先“造反”当了红卫兵，信服“血统论”，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错误，无辜受到牵连；从“中心”退居“边缘”；他又试图通过到北京找关系，重振旗鼓，却又被打成了“联动”分子。种种努力无望又无果之后，他便只好与同病相怜的年轻伙伴一起，在圈子化的交往中打发时光，至多通过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在理论的想像之中接近“革命”，认识“革命”。大时代中的小圈子，大革命中的边缘人，使得这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了“文革”历史，并写出了这个时代所孕育出的革命激情加小资情调的一群男女青年的苦闷青春。《启蒙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启蒙？这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启蒙时代》不仅精雕细刻地写出了“老三届”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而且大含细入地描画出了上海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合型的都市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