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我今天回望的感受里，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这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10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此置备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我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自我端详也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出蓝袍先生来。这是我在一月前刚刚写成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细节，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长袍，从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一直穿到走进人民共和国的一所新式教师进修学校，在同学的讥笑声中脱下了作为封建残余标志的蓝袍，换上了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的“列宁装”。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我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肓点和误区，目的很单纯也很专注，打开自己。 人生的每一个年轮都会发生大大小小许多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无论好事或者挫折的事，对人尔后的经验积累和人生体验，都有益处。而几件难忘的事完全是毫无意识地凑到一起，事后回嚼起来发现如此的奇妙。正当我以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希求打开自己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随团访问泰国。到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已是傍晚，在机场完成礼仪性会见仪式再乘车驶上高速公路，我被河流一样的汽车车灯吓得不知所措。不仅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看到这奇观异景，随团的北京几位作家也连连发出惊叹。还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参观曼谷一家超市时，郑万隆让我和他合作做一项社会调查，他数往这边过来的顾客40人，让我数往那边走去的顾客也数40人，有男也包括女，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着相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结果是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服装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这个细节之所以比泰国那些保存完美的古典宫殿还要深刻地保持记忆，在于太富于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标征了。大约就在1985年前一年，胡耀邦在某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把他穿戴整齐的西装领带示范给与会的各位党政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导穿西装。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我那时候把这种过程称作“精神剥离”。 我生活周围的乡村人有一句自我嘲弄的卑称，相对见多识广也富裕文明的城市人，把自己称作“乡棒”，由此演绎出许多“乡棒”进城的笑话。我在曼谷超市大楼上被五颜六色的各种式样的服装搞得眼花缭乱的那一刻，确凿意识到，不仅我是“乡棒”，教我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胡耀邦倡导各级党政领导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应该是换一种思想也换一种思维方式的符号，强烈地要改变中国“乡棒”的形象，进入世界充当角色。作为作家，我在泰国看到的生活世象，恰好吻合着我当时的心态，这儿的人是以这样的形态生活着，这就足以让我开了眼界了——打开自己。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这肯定与我业已发生的新的创作内容有关系，即在此前两三个月产生的长篇小说的内容。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藉。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我曾在14年前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惊悚引发的思考，不再重述，倒是这种惊悚之后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进入一种较为理性的沉静，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我在惊悚之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另一部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同样在与李星的对话里也谈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感受，是给我以可靠感觉的阅读文本，帮我打开了禁封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