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到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粟，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记忆里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正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我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1978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上，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捲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青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我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镂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作短暂修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管的失措，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候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5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淌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座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手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淡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