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书法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亮点。时至20世纪，除了专业书法家或主要以书法名世的人士之外，中国作家、学者对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无论从文人书法、学者书法还是名人书法的角度看，20世纪知名作家、学者中善书者很多，堪称阵容庞大，佳作纷呈。其中，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作为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无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个案。本文拟从“新国学”的视角来重点考察郭沫若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多方面创造性贡献，同时对相关的复杂情形也给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书法文化”是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范畴和概念，是包含技术性的书艺却并非局限于此的文化体系。其相应的研究对象除了书法作品，还应有书家主体和接受主体、书法理论与批评，装裱与传播以及书法与其他文化（汉字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性别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外交学或交际学等）交叉生成的边缘文化。中国人围绕书法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既然书法文化绝不局限于书法艺术本体[1—2]，那么从书法文化角度看郭沫若，就会看到他不仅在书法艺术层面颇有造诣，而且在相关的书法文化领域多有创造和奉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文化及书法研究的重镇。中国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文化。郭沫若在汉字文化探源、整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书法历史与理论的某些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现代作家中少有书论造诣精深者，而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学者。国学的根底与西学的渊博造就了他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对汉字的高度敏感也成为他研究和书写汉字的心理基础。他从小就与汉字文化包括书法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人的熏陶，私塾的教化，虽然有许多东西为他所排斥，但在书法的传承方面却受益匪浅。从把笔学字的幼年到挥毫不止的晚年，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使他终成20世纪中国书坛名家。也正由于积累深厚，郭沫若才有可能于20年代末旅居日本时，由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研究入手，考论结合，以字辨史，借史鉴今，充分占有相关资料，深入探究中国文字和书体的演变规律，创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对现代中国书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到了晚年，也时或结合考古新成果，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及演变给出新的论证，还担任《甲骨文合集》的主编。此外，在60年代著名的“兰亭大论辩”中，郭沫若的积极参与和影响至今也仍使人难以忘记。 事实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相当卓越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勤勉的书法研究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文字体式与书法体式的演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郭沫若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从多方面破译和解读古文字，使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兰先生所说“夫甲骨之学，前有罗王，后有郭董”，将他视为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今人视他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弘扬汉字文化的使者，自然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郭沫若对文字学的精通，显然也为他的书法艺术和书法鉴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甲骨文的文化学和历史学意义是郭沫若所关注的，但其书学或书体意义也为他所注意。而且，自然形态的甲骨文也在他的审美鉴赏和摹写（亲笔用毛笔书写的相关著作很多）创化中，获得了现代生命。又如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指出：“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里从审美意识角度分析书法起源，自然不无道理。而他对王羲之的《兰亭序》给予的关注和考证，至今看来亦属于一家之言。他在60年代发表的《〈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兰亭序〉并非铁案》、《西安碑林·序》等文，除了表明他对史实的兴趣，也相当充分地表达着他对书法本体的重视。其对原始刻划符号和甲骨文艺术特点的论述及《兰亭序》之真伪问题的论辩，引起了书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书学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或“继续革命”时期的艰难潜行。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有关兰亭论辩的数篇论文，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比较自觉的文化研究眼光，如特别强调从道家文化思想角度研究《兰亭序》即为显著的例证。郭沫若在生前一直在骨子里关切汉字文化的命运，对汉字书写有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书法技巧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又曾在书法作品中论述书法（如《论书轴》）。而郭沫若对同时代人的书法也给予了关注，如他曾论及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也可见出其书法评论的要言不烦，被学人视为经典而广为引用。总之，伴随着书法活动不断进行考察与思考，在郭沫若几乎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型的学者，的确是有相当道理的。而他的学术文化包括现代书学成果，无疑也是对“新国学”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