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关系是指雇主与雇员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由雇员向雇主提供特定的劳务，并由雇主给付雇员报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20世纪上半叶，我国许多出版企业大都采用雇佣的方式延揽编辑人才。一般说来，雇佣关系中的出版社和编辑，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编辑的劳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雇佣关系成立后，双方却建立起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雇佣关系的这种特征，突出表现为出版社和编辑双向选择的流动性。作为出版社一方，利用雇佣关系的这一特征，形成出版社用人的基本原则，即合用则留，不合用则辞；而作为雇员的编辑人员，除非决意另谋高就，否则，决不能违背出版社既定的出版宗旨和出版思路，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在自己具体的编辑实践中体现出版社的个性化风格。 现代书局与《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雇佣关系。施蛰存说：“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① 他还说：“现代书局要筹刊一个供给大多数文学嗜好的朋友阅读的杂志，遂把编辑的责任委托给我。我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② 与现代书局雇佣关系的确立，必然使施蛰存清醒地认识到，主编《现代》杂志必须要迎合现代书局的商业动机，杂志的品格生成应满足现代书局的“愿望”，当然，也可以期望借此实现自己“个人的理想”。但是很显然，这种雇佣关系一经成立，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主编“个人的理想”的实现，还要使杂志的品格能与现代书局的创办动机——“商业观点”相契合。现代书局与施蛰存之间建立的这种雇佣关系，为我们重新阐释和深入研究《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 影响杂志品格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如社会状况、文化风尚、读者的审美需求、创办者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以及杂志文本的主题、题材、体裁和语言等。然而，所有以上影响杂志品格生成的因素，无不是在杂志创办动机的规定下起作用。一种杂志的创办，必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还要适应精神文化产品商业消费的特殊规律，在文化与商业的契合点上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雇佣关系下的《现代》杂志，其编辑宗旨必然服从于现代书局创办这一杂志的商业动机。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书局的商业动机是基于书局营业的考虑，对杂志所要阐释的思想主题和艺术追求不一定有严格的制约和限定，正如张静庐在谈到杂志发行时所说：“‘怎样可以使杂志的销路广大起来？’……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内容充实！’讲到内容充实，或怎样使它充实起来，这是编辑先生的事，发行人是在船里着力，无济于事。”③ 现代书局基于商业目的的创办动机与主编施蛰存实现个人理想的抱负，在《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中，其实并没有形成价值追求上的错位。也就是说，现代书局并不是要让《现代》杂志成为纯粹庸俗化的、浅表化的利润工具，而施蛰存对于文学的商业性价值也有观念上的认同，二者在商业规则的制约下达成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默契。这种默契所体现的相同的价值趋向，共同规约着《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 张静庐虽然不是现代书局和施蛰存之间雇佣关系的直接缔结者，但是创办《现代》杂志的设想、雇请施蛰存担任主编的动议却是由他首先提出的，并且在施蛰存主编杂志的筹划和实践过程中，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支持。张静庐再次进入现代书局时期，正是淞沪战争爆发之时，他亲眼目睹了战争之后出版业的萧条。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淞沪战争后十余天。所有商店都关着门……”④ 多年的出版经验和一贯的自我期许，告诉他此时正是可以令自己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他想为战争恐惧中的民众提供一精神寄托的所在，也为现代书局寻得一个良好的商机，于是即刻决定创办一种能替代因战争而停刊的《小说月报》的文学杂志。现代书局此前曾创办《拓荒者》、《前锋月刊》等文学杂志，但因与政治靠得太近，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损害，所以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⑤ 他经过认真考虑，决定雇请施蛰存来做主编。 施蛰存所走的路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基本上是一样的。1926年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读书期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自费创办了《璎珞》旬刊，稿件主要是他们三人自己的著译。不久，戴望舒的好友刘呐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这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施蛰存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篇短篇小说。1927年4月，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同为共青团员的施蛰存和戴望舒、杜衡，在白色恐怖之下，撤离震旦大学，暂时隐避在松江施蛰存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工场”生涯。施蛰存回忆说：“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⑥ “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两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⑦ 文学创作被称之为“工场”制作，将作品交出版社被称之为“销货”，明显地体现着商业社会以及都市文化消费的印痕。其间，光华书局同意给他们出版一小型同人刊物《文学工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冯雪峰等人很快就将创刊号编定，两星期排出清样，老板沈松泉觉得内容过于偏激，左翼色彩太浓，取消了合作计划。“文学工场”结束后，他们又创办了《无轨列车》，开设了“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出版了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等。为了书店广告宣传的需要，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如果说在此之前施蛰存参与编辑的刊物是同人刊物，是为了建造自己发表文章的园地的话，那么随着出版活动的深入，他对出版的商业性认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他在解释创办《新文艺》的缘由时说：“一个定期出版的文艺刊物，对编者来说，是为了自己及朋友们发表文章的方便。对出版家来说，是为其他出版物做广告。”⑧ 创办《新文艺》不仅仅是方便文章的发表，更重要的还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所以编辑方针的确立就要面对市场，杂志内容的选择就要尽量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