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的《拯救与逍遥》引进了西方现代神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质疑，是这一时期思想维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给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参照。当然，《拯救与逍遥》并不是凌空而来，它产生在“文革”后的精神失语和“人道主义”无力的历史背景中。本文在回顾这一背景后，梳理了不同时期学界对《拯救与逍遥》的评论，选取的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拯救与逍遥》1988年出版），学界对该书的态度大多是赞赏与肯定，例如何光沪、宋一苇，他们都为《拯救与逍遥》的诞生击掌称快，高度评价了《拯救与逍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引进西方现代神学，认为是对“国民自我局限久矣，学人自甘有限久矣，思想界自陷于有限”的现状的“沉重一踢”①。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夏中义对这一“新潮学案”进行了重新评估，从学理层面进行了理性的反思，认为这是有别于李泽厚的“社会本位”、刘小波的“人本位”以外的“神本位”的“第三种知识立场”。这时的重估已经是在多元文化立场下进行的，与八十年代对《拯救与逍遥》的接受和评价已经迥然不同。那么，本文针对这不同时期的不同观点入手，分析《拯救和逍遥》为什么在八十年代能受到欢迎，几年之后又要接受重新评估，这样的重新估计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八十年代？当然语境的变化导致了批评的变化，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理由。本文的目标主要是分析和论证，在八十年代，经历了长时间一体化思想的中国学坛，许多知识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把目光转向西方思想资源，提出新的知识立场，掀起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刘小枫因为他的《拯救与逍遥》而参与进来。那么，他对八十年代知识立场的建立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理解欧洲思想，最终是要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精神冲突。”② 后来对《拯救与逍遥》的批评，更加证明了它在八十年代的价值，以及反映八十年代知识立场建立之时的景况。虽然引进的是对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人来说难以接受的西方宗教理念，而且在刘小枫自己后来看来还不够成熟的文论，但是它仍然作为“文革”十年闭塞的学界新鲜的知识立场而受到当时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为寂寥的八十年代学界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照体系。本文就是通过对《拯救与逍遥》产生背景的历史回顾以及不同时期的评论的分析而展示出八十年代知识立场建立时的语境以及该文论在那个时代的意义与价值。 一 “文革”后精神失语与“人道主义”的无力 “八十年代的作家和学者一直是生活在‘文革’的‘潜伤痕’的记忆之中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文革’的意识形态既极大地构成了他们这一代人非常特殊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立场，这种强烈的‘潜意识’也始终徘徊在他们精神世界深处，而久久不能离去，成为他们认识世界、自我的一个相当固执的视角和‘想象文学’的方式。他们看问题、思考问题乃至处理问题的方式，始终离不开这一‘大背景’。说八十年代文学思潮、文学史意识某种程度上是‘文革浩劫’另一意义上精神的‘副产品’，应该不算是夸大其词。”③ 的确是这样，“文革”造就这一代知识者的思考，“文革”后的精神失语成为知识者共同焦虑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化热”是“文革”后知识者积极思考的一个重要表现。“文革”的重创使得他们开始了对“人”的思考。 最早对“文革”的反思是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对“文革”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在控诉的同时，这里面“带着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感，让历经了劫难的读者激动不已。”④ 例如《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我是谁？》等作品，都提出了对人性、人格、人的尊重的思考。它暂时破解了“文革”的思维模式，缓解了知识者思想的焦虑。但是，“人道主义”的理论走在了创作的后面，接下来的“人道主义”的讨论也并没有因为“文革”造成的巨大灾难而进行到底，而是一波三折，最终使得“人道主义”的讨论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⑤ 之所以“人道主义”在八十年代的讨论举步维艰，这和历史有关。刘锡诚分析了“人道主义”的历史状况，“回顾历史，以表现人为主要对象的我们的当代文学，却悄悄地把人的尊严、人的人格、人的价值、人的个性这些人的本质的重要方面给逐出了文学这个伊甸园。很长的时期中，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一谈到人道主义就如同遭到了洪水猛兽，谈虎色变。”⑥ 那么，经历了“文革”之后，对“人道主义”的需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意识到对“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情味”的思考是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八十年代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却不那么尽如人意。 如果说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⑦、毛星的《人性问题》⑧、程代熙的《人性问题》⑨、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⑩、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11) 等等关于“人道主义”思考的文章都还是小试牛刀，“心有余悸的学者们只是小心翼翼地套用了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未曾展开的断语，将人性归为社会性，对存在着的人性共同性的事实不敢予以肯定。”(12) 那么，在八十年代有两次对人道主义的讨论有着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那就是周扬与胡乔木的“对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