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历经几千年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的噩梦。“建设／破坏”的历史“怪圈”经由历代史书的正面叙述以及相关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代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一代代国民心理，从而积淀为一种厚重的“集体无意识”。《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显然是将这种破坏性的历史循环视为一种必然性的历史走势；近代学者严复也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概括为“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① 这种文化心理的正面效应或许在于能够不断激发民族的活力和血性，但无法忽视的是，它也在激发着某种不正常的权势欲望和“造反”欲望，催生着某种扭曲的“英雄好汉”的人生狂想。尤其是当这种造反欲望和“英雄”狂想，与蒙昧的、“沉默的国民魂灵”扭结在一起时，往往更容易形成一种扭曲的“爆发”；一旦历史生成了某种相似的机缘，这种扭曲的欲望和狂想，就会以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从“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绿林豪气，到“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识时务”者的乘势而起；从“光脚不怕穿鞋的”的流氓无产者心态，到“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民间复仇情结；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人生风光的幻化向往，到“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的本能的享乐欲求等，都可能成为其“造反”和相机行事的原动力和目标。对于这类“造反”欲望和“英雄（好汉）”的人生狂想，历代文学每每有出于不同价值判断标准的关注和反映，正如在古典白话文学、现代武侠小说中，此类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中较为常见。但真正自觉从国民文化心理的深层去揭示某种被历史扭曲了的悲剧性的灵魂，或者以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忧患意识，去揭示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中所蕴涵的历史警示意义，则是由新文学的主流创作来完成的。在新文学史上，这类人物形象所代表的那种愚昧、麻木和“沉默的国民魂灵”，曾激起众多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忧患和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当这类“沉默”的灵魂得以“爆发”，去实现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之“争”和人生狂想时，同样会引起作家们深痛的忧患和焦虑。阿Q（鲁迅《阿Q正传》）、王秋赦（古华《芙蓉镇》）、赵多多（张炜《古船》）等，便是这种文化心理和行为的代表性形象。 一、“造反”的狂想与灵魂的扭曲 愚昧、“沉默”状态中酝酿的“造反”欲望和“英雄”狂想，在不同时势下的不同人物身上，可能会有迥然相异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如阿Q式的与“生计问题”相关联的食、色欲望满足的幻想，王秋赦式的与不劳而获的生存之道相伴随的“运动”狂热和“分浮财”冲动，赵多多式的与受歧视的“穷光蛋”家世相关联的报复、征服欲望和权势炫耀等，都各不相同。但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特征，却有着相同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生成背景，即贫穷，一无所有；有着相同的负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愚昧、野蛮、劣根性十足；有着相同的行为动机和理想，即由处于贫贱、被歧视地位的“人下人”，摇身一变而成为“要什么就是什么”，可任意支配他人、为所欲为的“人上人”。 对阿Q这样一个愚昧无知但还算安守本分的下层贫民来说，几千年的历史承传和文化积淀，所能形成的最高理想和“造反”目标，也难以超出这样的境界：本能享受（财物和女人）、报复的快感（杀掉跟自己有过节的人）。当阿Q从举人老爷和未庄赵家的恐慌反应中感到并非“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时，便迫不及待地发出“造反了”的呼喊，同时也亮出了自己的“理想”的底牌：“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以及如何处置“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这种目标理想恰恰暴露出在阿Q的“沉默”的思想库中，还有一种与“精神胜利法”同等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即“在沉默中爆发”和扭曲的“造反”狂想。与阿Q相比，同样愚昧、一无所有的王秋赦、赵多多，其人格、品性却更为卑劣、下作和野蛮。比如王秋赦就不具备阿Q的“很能做”和自食其力谋生存品格，而是一个典型的不事生产的“二流子”，“秋赊”、“秋蛇”、“秋奢”的外号便形象概括了他的生存法则和人品本质。正是这种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催生了他那畸形的人生愿望：“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而这种畸形的人生愿望又促成了他的“运动根子”的社会角色，一听到新的“运动”风声，就会立即激起他适逢其时般的兴奋反应，成为荒谬的极左政治思潮的忠实拥护者和推行者。更有甚者是《古船》中的赵多多。对于一次次误国害民的极左政治运动，赵多多一次次欢呼“好日子又来了”；并且在他的造反欲望和权势狂热中，更灌注了一种野蛮、残忍的人格因素。比如，“放一把砍刀在身边”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行为方式；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TQC”，到他手里就变成了对工人随意拳打脚踢的“踢球式”管理；即使对村中顽童，他的口头禅也是“惹我火了，把你干掉”；在与妻子的一次争吵中，他“发起狠来，用力地骑着她，下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等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对隋氏少妇茴子的肆意摧残和凌辱：“他起身去找来一把锈蚀的破剪刀，插进衣服下绞着。茴子扭动着，他每铰一下就发出‘嗯’的一声。不断有皮肉被铰破，鲜血染红了多多的手。……然后慢慢解了腰带。赵多多照准茴子的身体撒起尿来，两手摇动着，把尿从头撒到脚”。赵多多以其特有的无赖方式，实现了自己多年来对这个落魄寡妇的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占有欲望，也是最后一次在临死前的茴子身上，找回了自己的权势的威严和满足。 在这里，读者不难捉摸到一种被扭曲了的灵魂。作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本来自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而苟且生存的合理性。如阿Q可以凭他“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很能做”而生存，王秋赦也可以凭他的“秋蛇”（或“奢”、“赊”）方式而“落个肚皮圆”等。但是，当他们在时势之变中追逐食、色和权势的贪欲时，其灵魂也在这种欲望的满足中而扭曲。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以挑战人的善良天性和社会文明的底线，来获得自我的物欲、性欲、权势欲的满足的，其欲壑的填补是以极其愚昧、野蛮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王秋赦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必然与胡玉音家破人亡、秦书田蹲监劳改、谷燕山和黎满庚挨斗罢官的惨痛遭遇同步行进；而他要维护这种欲望满足的生存风光，也必然是“老子在台上一天，你们就莫想改正，莫想平反”；同样，当这种欲望满足的泡沫破灭时，他也必然要走向精神失常。与赵多多的威风凛凛相对应的，则必然是全镇百姓都被置于他的权势威慑之下，粉丝厂的男女青年就要承受无辜的体罚，隋家母女就不得不在是做性奴隶还是生命毁灭之间做出选择。阿Q“造反”未能让他“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②，否则，大堂下遗憾圆圈没有画圆的，就该是小D和王胡们了。总之，那种蕴藏于他们灵魂深处的、作为人的天性的善良因子，往往随着其畸形的造反狂想及其欲望满足而泯灭和消逝，其精神世界和自我人格也随着这种人生狂想和欲望追逐而越发扭曲和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