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关于“农民进城”为叙事内容的写作以及“城市外来者”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集中出现，已成为文坛的一个焦点问题，改版两年来的《小说选刊》在“底层关怀”的理念下，几乎每一期所选的大部分篇什都是此类作品。从该刊负责人及编者的文字和现有的阅读反应上看，似乎把这完全当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征象。 事实上，这类创作在现代时期就已是在文学创作中较有成就的一个方面。 潘训（潘漠华）的《乡心》1922年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上，茅盾评价这篇小说用了两个“第一”：“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代表……我们从这青年农村木匠的故事看到了近年来农民从农村破产下逃到都市仍不免于饿肚子的大悲剧的前奏。”《乡心》诚如茅盾在这篇文章里所说，“是应得特书的”①。它不仅开启了农民进城务工类题材小说的先河，在“乡土文学”最初阶段展现了农民在城与乡选择上同样命定性的悲哀主题，同时也给这一类小说奠定了思想与情绪基调：“乡心”是难以挪动的内在取向，在物质和生存催逼面前，它来到城市里也无外乎饱经折磨和困苦。身体漂在城市里，心神仍在乡愁中，“城里的乡心”便是那时以及以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文学想像的母题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对人文价值留守和挖掘的一种意向所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异乡者”②。 此后，这一类小说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栀子花》、萧军的《第三代》、丁玲的《奔》（她的另一篇小说《阿毛姑娘》则是较早写村姑执拗地对城市强烈向往的“另类”作品）、黑婴的《春光曲》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当属老舍笔下以北京为背景的骆驼祥子。 祥子与北京发生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联结。进城后的人生经历即是祥子悲剧性遭遇的过程。与其说是社会的动荡和不公摧毁了祥子的买车致富梦和掠夺了祥子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情爱权，不如说是无情的城市给赤贫的居留者带来了无时不在的日常生活的无定感，永远处于不安和贪婪状态的城市深深地浸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祥子的挣扎奋斗史充满了个人的蛮力和不服输，但是最终他以堕落的行止和心志残喘于城市，而不抱归乡之念。在城市主导力量的推搡揉搓中，祥子的血肉已经模糊在了烈日和暴雨下的街道胡同之内，即便城市不要他，他也已经无法摆脱苦命的依恋。尽管一再受损害被侮辱，他也宁愿赖活在城市里。这样的小说，已经和前面我们探讨的那些作品有了某种质的区别。祥子的品质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乡心”模式对乡村理想人际人情关系的依靠惯性，显得更为实在、真切，更具艺术的震撼力，也更富有人文内蕴。 与以北京为城市背景的小说相比，现代时期以上海为表现区域的文学创作，除了“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将包括农民进城务工者在内的劳动者身份转化成“工人阶级”的情况外，以进城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无论从篇幅还是从表现的细微、复杂程度尤其是在文学成就上看，大都不够充分。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王安忆等作家一度专门致力于此，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再就是，处在大都市的《上海文学》杂志，1980年代以来对乡村小说、1990年代至今对“进城”小说的推崇程度，几乎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文学刊物——这种高楼里“望乡”的人文趣味，很值得研究。 199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进城”小说出现了多种情态，尤凤伟、陈应松、罗伟章、王祥夫、孙惠芬、刘庆邦、范小青、迟子建等各自都有一些反响颇大的作品，由于与异样的繁华城市有了不能断绝的接触和体验，对物质和欲望生活的窥探和羡慕甚至仇视（如尤凤伟的《泥鳅》、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长中篇小说）便得到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复杂的写照。但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农民进城”小说的伦理精神判断上是有明显的“乡村道德优越感”的，这里是否有作家的主体臆测和一厢情愿也未可知。联想到1980年代出现的大量“知青返城”小说，几乎无一不把乡村作为精神依傍，这和多数“农民进城”小说构成了相映成趣的城乡之家不同但是心灵皈依一致的现象。不过，在写法上，上述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或者浪漫有余或者情绪失控或者语言粗糙或者手法笨拙等问题。 倒是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在艺术的真切性和指向的多义性上，有着更自觉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作品是对“乡心”的变异的敏感。 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刘玉栋的短篇小说《幸福的一天》为例，写的是每天都到城里卖菜的农民马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主人公之死和灵魂的出窍含蕴着极为繁复的时代和心理内容。作品以一个“祛魅”的外壳装着“返魅”的故事。菜贩子马全在睡意朦胧中起床为了赶早批发蔬菜，一路狂奔半路翻车，于是真魂出窍，菜农能够想象的享乐如愿以偿，飞回家中，轻逸恢复为沉重，肉身的回返与小说的终笔同时降临。从故事的框架和意味上看，能够看出经典作品的些许影响，尤其是关于“轻逸”的逼真描摹，但是，从生存关切的视角，我们的触角却是被紧紧地吸引在了本土平民的草根处，并嗅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民瘼的味道。魂灵故事的魅性痛快地跑了一圈，生死循回的环扣在于生存之累，这是最真切的实在，虽然一切如此平静，“像一团云似的飘走了”，但是任何“存在”的理论都没有“实在”如此深刻和令人震惊，至少，总有人会有所感应，“眼窝确实是湿了”。如果仅有一个这样的架构和故事的讲述，这个短篇就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东西，甚至，我们会对这个小说的局部比如开头一段的可有可无有些不满。可是，随着马全醒来，小说也就来了精神，当然绝没有用力过猛的嫌疑，小说偏偏让这样基于主人公经验的有限奇想里面带上充分的行动性，布满小心思小动作，既有意味的丰沛也有呈现过程的疏朗，于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小”和“短”就具有了难得的无形的延伸度和深长性。好多小说的叙述习惯于让读者窒息，也有好多小说的叙述让我们觉得毫无呼吸的感觉，而这个《幸福的一天》就是让阅读带上喘息的声音，哪怕是呼呼睡去的时刻。实在和梦境，肉身和想象，是这个短篇的基本支架。去城的路上人不幸遭遇车祸而亡，亡灵也要去城里享乐一番从未敢尝试的刺激生活，然后肉身才能落回到棺木之中。这是一个有关灵魂、更有关生存的悲哀、并把谐趣包藏得十分均衡的作品。轻与重，小和大，作为短篇的艺术因子，好像盐和水一样很难从表层看出来，细细的品尝才知道苦涩和平淡的味觉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