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之（Cyril Birch）在其经典名文《中国小说的继承与变革》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五四小说在中国文学史框架中的地位问题。他将五四小说准确地归结为悲剧——反讽模式（tragic——ironic mode），它介乎于晚清作品的滑稽——讽刺（comic——satiric）传统和产生于“文革”高潮的浩然小说高度教化的政治寓言之间。于是，夹在这两种本土文学传统中间，五四小说的现实主义阶段短暂得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瞬间的错乱——虽然具有革命性，却只是主流文学传统中的小小变革。这就是白之一九七四年时的预言，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两年之后“文革”就结束了： 这些人民共和国的新作家正致力于一种大回归（the Great Return），不管我们从比较角度能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有一点必须承认，大陆中国的小说肯定“更加中国化”（more Chinese），也很明显地更大众化。中国叙事性文学和戏剧文学本有强烈的训诫性（exemplary）倾向，在将来的中国文学中这种倾向会再三地表现出来。结论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欧洲十九世纪式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如本文所指出的，不超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的两个十年。② 如果我们回顾白之论文写成之后的过去的十五年，就会发现他关于五四传统的预言似乎太过悲观：不仅强烈的训诫性倾向消失了踪影，而且文革结束不久，作为对毛式革命浪漫主义泛滥的反拨，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再度复兴。后毛时代的文学并没有完成对集体性和民粹性的本土形式的“大回归”，倒是作为五四绝对信条的自我的主题和自我的解放得到了张扬。与此同时，白之坚持认为的“公社式”冲动（the communal impulse）和有限的现实主义阶段的论点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是更加激进的景象，一九七四年之后的十年，大陆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再满足于这两种传统，而是希望超越本土和现实领域，以全部的创作开辟新的方向。 在探究这些新的现象之前，我们抓住这个关键的转折点，重新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传统，重新审视白之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记得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发表的那篇宣扬文学革命的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现实主义就是其革命大旗上的“三大主义”之一③。在陈独秀最初的表述中，“现（写）实主义”一词与“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相联系，用来反对“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同样的，另两个原则——“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被用来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和“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普通民众的一种直接的、不受限制的表达模式。但是，我们如何来定义诸如“新鲜的立诚的”、“平易的抒情的”、“明了的通俗的”这些概念呢？随之而来的一些文学论争——关于方言的运用，关于通俗化与普罗文学，关于五四文学的“欧化”（Europeanization）倾向——看起来似乎又回到了这些不甚明了的基本主张。同时，一九三○年代初期的文学争论却被一种越来越教条化的语言观所制约，这种语言观过分地强调大众的需求，却忽略了某些关键的认识论和技巧性的问题：从五四的角度看，是什么构成了现实？在一个文学文本，尤其是虚构性文本中，如何再现“真实”？怎样使文学文本“说”出社会大众的心声？ 安敏成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借助于六位五四作家的小说作品将这些复杂的问题做了细致而巧妙的分析④。在分析小说形式层面的基础上，安敏成认为五四现实主义本质上可追溯到西方的认识论。西方现实主义是西方模仿论的表现之一，而模仿论建立于一种假设之上，即文字与现实存在着基本的分裂，而“探究这种分裂正是现实主义的潜在课题”⑤。就五四小说而言，要填补这种矛盾的空间——因为“现实主义也同样既区别于又依赖于其所描述的世界”⑥ ——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它在形式上既不能“反映”又不能“建构”整个现实——加上一种不断增强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五四式现实主义的衰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作家都已认识到批判现实主义并非像提倡者一度坚信得那样，是使社会改革的简单工具。在这一模式的应用中，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已逐渐领悟到，现实主义本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进激进的情绪和平民化倾向，而这两点正是中国革命家所感受到的时代的召唤。”⑦ 因此，这种对“社会障碍”（social impediments）的认识逐渐为“群众”文学的爆发和胜利，为文学的一体化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社化形式铺设了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擦抹“‘我’与‘他们’——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不可或缺的基础的划分”，将两者都归之为一个“集体性的我们”（collective we）⑧。经过如此精辟的分析，安敏成得出了与白之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超越现实主义的旅程，标志着向“公社化”的“大回归”。 安敏成所提出的观点值得仔细地回味。五四初期所使用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写实主义”，它似乎将对现实的“书写”与现实本身等量齐观，从这个角度看，安敏成强调现实主义的技巧层面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技巧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元素。可是，到一九三○年代写实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或者说成了当下现实的文学教义，“现实”几乎拥有了本体论的地位，而写作技巧也随之淡化。同时，我们一定还记得，五四写实主义文学实践从一开始就涉及到了形式／技巧层面与作者道德意识层面。安敏成引用了叶绍钧的话来说明“真的文艺唯一的动机便是一种浓厚的情感”，而且“文学的真也依赖于情感表现的真挚与否”⑨。那就是说，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谓的“真诚”的品德——或者说是“将你自己变得真实”——与书写现实息息相关。虽然叶绍钧的观点也许出自自我教化的儒家主张，但同样重要的是，正如特里林所提醒我们的那样，真诚的品德也与个人概念的出现有着历史的联系，这种个人概念带有一种全新的他或她的“内心空间”（internal space）⑩ 的意识。在五四的语境中，这必然意味着现实主义实际上成为表现个人主义的有机部分，现实观察的技巧和现实描写要表达的是外部现实和作者内在自我的真实感。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作者的真诚一定是现实主义技巧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