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是“农裔城籍作家”，有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都把笔触伸向乡村、伸向底层生存者。柳青从40年代的《种谷记》到60年代的《创业史》，一直把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为了写好农民，他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多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推进社会发展，体验农村新生活的苦与乐。路遥自觉以柳青为师，公开倡言：“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因为在大地上生存的亿万农民，既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及未来走向①。陈忠实也是在学习柳青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他在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后记中说，“农民在当代中国依然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我是从这个世界里滚过来的”。“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的创作必然归属于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②。他们三人为中国当代文坛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这些作品不但以其特有的形式感染了几代文学大众，也为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当代中国农民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 一 作为农民的儿子，三位陕西作家深知在中国广大农村这一乡土社会，自古至今，农民一直是肉身化生存者。在乡土社会中生存，就意味着人的肉身能在乡土社会中活动，并占据着乡土社会的一方空间。在乡土社会中能够继续生存，其标志就是自己生了儿子，育了孙子。乡土社会用“肉身”作为“自我”的代名词，这里用“自身”称谓“自我”，用“身世”称谓个人经历与遭遇，用“立身”称谓获得做人资格，用“终身”概括整个人生历程，用“身前身后”表述生前死后。因此，乡土社会是一个肉身化的社会。 对这种独特的生存景观，我们的祖先为乡土社会的精英创立了一套“修身”哲学，其中孔子的《论语·宪问》最引人注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在孔子心目中，“修身”不但是任何一个君子立身做人的根基，而且是让广大百姓安心的重要条件，其最高境界连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未能完全达到。为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化为人化的肉身，他提出用射、御、书、术来锻炼人，用习礼习乐的方式来培养人，使人的视容、听容、手容、足容充分人化。孟子更把“修身”与治天下联系在一起，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之后，儒家经典《大学》更进一步提出修、齐、治、平的做人程序与方向。在儒圣看来，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中心是人的肉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肉身正则天地正，肉身斜则社会歪。 与儒学的精英们相对，下层百姓的人生志向则在“养身”，其实质在于使出全副看家本领“养活”双亲之身，“养活”老婆、娃娃之身，“养活”一己之身。在农耕文明中，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商品经济的落后，一个男子汉要“养活”一家老小的身体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能够“养活”父母之身的就是“孝子”，能够“养活”儿女之身的就是“慈父”，若能在此基础上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把自己养的精精壮壮，就是受人羡慕称誉的角色了。反之，自身饿得面黄肌瘦，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男人，则是被人瞧不起的缺乏养家糊口本领的“笨熊”。挣扎在“养家糊口”生存线下的肉身生存者，都有一副空虚匮乏、亟需填充的身架，时时处处想用“吃”来填充自身，并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套最具乡土特色的“吃”文化。文化是人为了生存创造的生活方式，肉身生存者表示健康生存的话语是“我还能吃能喝”；与人套近乎的方式是“问吃问喝”，“请吃请喝”；敬神祭祖的方式是“献吃献喝”；他们最感恩戴德的统治者是“使天下皆有所养的万岁爷”；最尊敬的地方官是“让一方百姓人人都有饭吃的父母官”。所以，荀子说：“以财货为宝，以养身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这话在特定的意义，并非专指下层百姓，或者小看劳动人民；用它来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肉身生存者，则是再恰当不过的至理名言。 在古代，社会精英们考虑到“民以食为天”，在设计政治蓝图时非常重视养民之身。孔子首倡“先富后教”的思想，孟子则把先使“黎民不饥不寒”而后实行礼仪教化作为明君实行“仁政”的标志。荀子顺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观点。认为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国家的仓库里，“府库实而百姓贫”是亡国的征兆。汉儒董仲舒也提出了居上者只有对肉身生存者进行先富后教的治身之术，才能使下层人民感激其宽厚仁慈，服从其统治。 在乡土社会，不论上智们所“修”的“身”，还是下愚们所“养”的“身”，都不是拖累人的臭皮囊，更不是僵硬无趣的外部躯壳，而是活生生的、能感觉痛痒体验冷暖的“生灵”，它总是带着特定的情绪，以特定的姿态，穿着特定的文化服饰，向世界传达特定的生命信息，与其他生灵进行对话交流。乡土社会称呼肉身生存者为“生灵”，将各种肉身生存活动总称为“生活”。对此，柳青、路遥和陈忠实都有切身感受和深入认识，他们都把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体验作为自己文学创作和诗意思维的主要维度，着力表现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广大农民肉身生存的悲喜命运。他们的作品都关注肉身生存的核心——饥饿、情爱和性欲问题，都把最切身的肉身体验——痛苦、挫折和悲伤作为描写对象，为读者塑造出了各具时代特性的肉身生存典型，让读者充分感受那个时代的生存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