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是鲁迅立志改造国民灵魂、构建“立人”思想体系的开始，“从文”就是选择“文”以承担伟大而又艰巨的现代思想启蒙工程，就是要以文去改善人心，如他所言，“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文与“人”并进而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多年以后，在谈到自己何以写小说时，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显然，鲁迅一直持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弃医从文发生于日本，之后鲁迅又未间断与日本文学的联系，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日本文学经验对于鲁迅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一 文学能否为人生？“为”的范围和程度如何？在传统文学功利主义语境中，这几乎未作为一个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质疑与追问，但在20世纪初鲁迅那里却成为一个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是否成立的问题。 鲁迅之所以东渡日本留学，是因为日本以近代科学打败了中国，要救国就得掌握现代科学。在鲁迅看来，科学是对立于传统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及其他价值体系的，具有不证自明的现代性；而自幼受传统文化语境熏染，他爱上了文学，但令他为难的是文学在20世纪初“维新”语境中被划归到“传统”的范畴，于是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紧张，即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美国学者哈雷特·密尔斯认为，鲁迅个人早年对于小说、艺术及中国传统的其它方面的爱好、兴趣，“与他正在寻求的现代知识格格不入。他一直感到这是互不相容的两个世界。”③ 科学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能富国强兵，使人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科学自然是为人生的，这是维新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鲁迅的观点。这一认识使与之相对立的属于传统范畴的“文学”能否为人生，便由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纠缠着鲁迅令其痛苦不堪的根本性问题。 1902年鲁迅来到日本，而此时梁启超已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大力倡导学习日本政治小说以改良中国旧小说，倡导以小说来承担“新”民的重任。鲁迅当时“受《新小说》的影响更大。他当时读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确实很受影响。这篇文章，论及小说对国民性的影响，本着‘欲新一国之民，先新小说’的意旨，提倡‘新小说’。所以，关于鲁迅弃医就文改变国民精神的思想，是在仙台‘电影事件’之前，已经受到‘新小说’论等的影响，就考虑到文艺的启蒙意义，并且深深相信的。”④ 这表明，正是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给予了鲁迅消解内在心里紧张的力量。他开始意识到民族为求生存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可以通过文学来传播，文学与科学统一起来了。1903年，他据日本井上勤译本重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在译者“辨言”中，他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难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这其间梁启超式的日本政治小说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文学通过传播科学，获取了为人生的功能与意义。 二 文学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学作用于人生现实的大小问题，鲁迅一生如同大多数现代作家一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现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两种偏差，一是在传统文学功利观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极左的功利思想影响下，无限夸大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二是忽视文学作用于外在现实的力量，将文学完全归结为自我性情的抒写。而鲁迅尽管与他们置身于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但总的看来避免了上述两种倾向。他坚信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与意义，而又不夸大它的功能，其立论符合辩证思维逻辑，远远高于同时代许多作家。从外来文学影响角度看，则与他的日本文学背景、经验，主要是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等密切相关。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追述了自己早年所喜爱的外国作家，“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佐证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夏目漱石的爱好：“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⑤。1923年，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中作了说明，即“有余裕的文学”主张。他说：“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⑥ 这种余裕文学观，自留日时期起，便不仅成为鲁迅看取日本文学的重要标尺，而且是他理解文学与人生现实关系的内在原则之一。1924—1925年，他之所以热衷于译介厨川白村的著作，也是因为厨川白村是一个余裕文学论者。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反复地阐释这样的观点：“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向来说，文艺的快感中，无关心（Disinterestedness）是要素，也就是指这一点。即惟其离了实际生活的利害，这才能对于现实来凝视，静观、观照，并且批评，味识。……置我们于无关心的状态，所以这艺术底观照遂成立。……惟其和自己的实际生活之间，存着或一余裕和距离，才能够对于作为现实的这场面，深深地感受，赏味。”⑦ 那么，这种余裕文学观在鲁迅理解文学为人生的范围、程度时，亦即文学与人生现实关系时，起了怎样的结构性功能作用呢？一、它使鲁迅始终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与现实人生之关系，避免了走入题材决定论的误区。在他看来，不仅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有意义，而且一己的感受、瞬间的思绪同样能折射出人生现实。金戈铁马、急风暴雨能激起读者的万丈豪情；闲庭信步、流连忘返的“低徊趣味”，同样能打动读者，给予他们以美的享受，以品味出人生真谛。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文学为人生的范围极为宽泛，不仅仅局限于“非常”人生，如《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就持这种观点。这样，他也就避免了犯创造社、太阳社那种将文学完全归结为宣传品的错误。二、它抑制了传统文学功利观，尤其是经由梁启超获取的日本政治小说观的生长，甚至恶性膨胀；他之所以未如创造社、太阳社那样照搬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夸大文学现实功能的观点，与这一内化了的余裕文学观也有着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即文学与实际生活之间应存着“或一余裕和距离”，“离了实际生活的利害”，不为利害所缚。这就是说，文学为人生的程度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夸大。三、它使鲁迅坚信文学反映现实的重要方式是趣味性。就是通过趣味给人以愉快和休息。在回答他人责难《奔流》的“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的意见时，他写道：“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⑧ 文学趣味性也就是一种艺术性，所以，鲁迅始终坚守文学的艺术性，这亦与余裕文学观的影响不无关系。趣味这种为人生的重要方式，也规定了文学为人生的范围、程度，即不能超越艺术的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