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归国之后的鲁迅，不仅仅见证了中国国民的生存虚无，也同时面临他自身的生存虚无①。鲁迅很快就自觉意识到了其自我生命的价值危机。而且，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一精神危机，他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角度上，鲁迅的虚无遭遇、虚无沉潜有他独特的悲苦、无奈，有他被逼于困境之时对自我生命价值缺失的惨痛自觉，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尼采体认虚无时的兴奋，直至自负自傲，更没有海德格尔、萨特认知世界以及生命虚无时的那份冷静、坦然[1]。鲁迅自我生命存在中的虚无体验在惨痛中更夹杂着无奈。透过鲁迅1909—1917年留下的少量文字，我们能够首先看到“沉默”鲁迅对于其自我生存境状的强烈不满与无奈，这种不满不仅仅指向自我物质生存的艰难，以及自我所遭遇的社会性陈腐黑暗；在其最深处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的虚无境遇、价值危机的——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意义价值，同时，也指向着意识到了这种意义危机，但又找不到超越之路时的消沉、无奈。 可以首先从鲁迅的私人生活困境，从他生命存在中的社会性价值危机两个方面来考察鲁迅的虚无遭遇和虚无沉潜。 鲁迅的归国并非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对整个家庭经济的考虑，这使得他的归国生活一开始就带有一种不符合自我生命意愿的性质[2](P.215)。而归国之后，鲁迅首先面临的就是他私人生活中的大困境——他与朱安之间冰冷的婚姻关系。他们名为夫妻，实际上却处于连谈话都无法进行的冷淡状态。这一困境对鲁迅自我精神生命的生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这影响必然是消极性的。一方面，它又意味深长地向我们提示着：作为一个个体生命，鲁迅对于两性爱情，内心有着某种无法忽略、无法放弃的坚守。鲁迅与朱安，名为夫妻，却连男女两性间最起码、最原始的性联系也不存在，此中原因自然颇多，但也与鲁迅内心对女性、对两性情爱生活、乃至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某种向往有关。朱安之于鲁迅显然是相隔得太遥远，太不符合鲁迅内心的女性想象，乃至生命想象。 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老人家接着说：我曾问过大先生，她有什么不好？他只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问他怎么谈不来？他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3]。 1914年11月26日，鲁迅收到朱安的一封信，《日记》里记曰：“颇谬。”[4](P.135) 鲁迅特意在日记里记下了这封信是从朱安娘家朱宅发出的。他所谓“谬”，看来不仅是指朱安信上的内容，还更指这种依凭娘家朱宅势力的行为方式本身。可以想见，鲁迅对于朱安的言与行，实在是有一种极为厌恶、极其不耐烦的内在心绪。联系上引文字看，因“谈话谈不来”而疏远妻子，疏远到“各归各”，恍如路人的程度，这样的情形在古旧中国的夫妻生活中恐怕就极其少见。即使在同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中，鲁迅的这种行为方式也是颇为突出的个案。至少，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上，他看上去无法忽略、不得不计较的东西就真的颇多。可以说，鲁迅在本质上对两性爱情中的精神契合有较高的期望。这与他在几篇文言论文中已经显露的极为注重人的精神生命的思路也是相互呼应的。不仅他与朱安的“婚姻状况”说明了这一点，大凡读过《伤逝》的人，也都会有所领会。考虑到写作《伤逝》时，鲁迅已经45岁，人们可以发现：对于鲁迅，精神生命的契合在他的两性爱情观中是占住着极重的份量的②。 在上引的文字中，以鲁迅的逻辑，谈话谈不下去是因为朱安自作聪明地说了一句谎话。其实，就一般人而言，这能算什么过错呢？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着各种各样的谎话。然而，问题恐怕就在这里，朱安就像她周围的任何一个中国男人与女人那样，因为诸多理由而说谎。此处甚至很可能是为了极力迎合丈夫的意思而慌不择言地说了一句谎话。但是，偏偏她的丈夫鲁迅在内心深处是最容不得中国人的说谎、虚伪，中国人的“瞒与骗”的。意识到朱安随口而出的谎言，意识到朱安的虚伪，谈话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意欲尝试性地与朱安交流的鲁迅，结果又产生了对朱安的不耐烦与厌恶感。长此以往，夫妻间也就只剩下“冰冷如霜”了。同样，当时，无数中国女子仍然还在缠足，朱安也不过就与她们一样是个小脚女人，而偏偏她的丈夫鲁迅又比任何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都更为认真、持久地反感中国女子的缠足陋习，并因此而厌恶中国女子的小脚——一种人为的身体残疾。 可以这样说，本质上，鲁迅始终是一个孜孜于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向往与实际的生活、生存相连接的人。在情感生活中，鲁迅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无法放弃他的内心向往，无法忽略他内心的真实感受的特征。可以参看他在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定下婚约，并且无法翻悔时仍然认真提出的两点要求：放足、进学堂③。他甚至拒绝屈服于自己的男性欲望而宁愿长期忍受性欲的压抑，也没有在自己与朱安之间的关系上妥协。这其实表现了鲁迅生命气质中一种无法忽略自我精神感受的特点。在这个角度上，朱安的悲剧，部分地在于她是一个最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命的人，而她又偏偏由于他人的安排做了一个最具有精神生命气韵的男人的妻子。同时，也还部分地在于一个无辜、无奈（相对地说）的小脚女人，却偏偏由于他人的安排而成为一个最厌恶中国女性的小脚的男性的妻子。而鲁迅——一个爱情向往始终是指向女性的精神生命的男人，却被迫接受了一个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精神生命可言的女性作自己的妻子；一个极其厌恶中国女性的小脚的男性，却偏偏被迫接受一个典型的小脚女人作自己的妻子——这真是所谓慈母“误进的毒药”了[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