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公共性与个人性，作为一个显性的真实的话题或问题，只是在现代语境中才会生成。尽管古代对散文的文体命名以及阐释，给出了它若干“散”的体征，表示了它对于某些规范的超逸，但是，“文以载道”始终是传统文论中衡文的终极性原则和操作范式。“文以载道，六经皆载道之文也。故言文者，必权舆于经。韩退之论文曰：‘养其根而俟其实。’经，其根也；文，其实也。”“文不宗经，譬犹木之无根，水之无源，欲其末之茂，流之长，不可得也。”① 作为儒家精神之源的“经”，体现了一种体制性写作的规约。文以此立本，其价值取向无疑会偏至于集体性的“公共”意向，由此必然会遮蔽、隐去甚至拒绝个人性的存在。正如冰心所说：“中国的旧文学，从古以来，以‘文以载道’——以文章来维持道义——为目的。文章应当为宣传伦理思想而写的。不载道的文章，不能说是正派的。换言之，中国古人写文章，是以维持世道人心为目的。当然作者想写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载道’的东西。可是为了这种传统，想写的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的不得已而用匿名。”“文学本来是应该用来发抒各种感情，假使压迫了某一方面，不使它发泄，那是很不好的。这‘文以载道’就埋没了多少好的文章。”② 当然这样言说，并不意指中国古代只有载“公共”之道的文章，而无表达个人之志的作品，只是强调在传统的文化生态中，文以载道作为一种写作伦理被普遍地自觉或被动接受的实际状况。文学史的旅程告诉我们，“载道”之文构成了传统文学的基本价值体系，从先秦演进至清代，言说物理世情天人大端的“非私”写作，其意蕴与艺术俱佳的优秀之作灿若星辰。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史实。因此，在我看来，“公共性”与“个人性”从形而上的层面说，并不表达对于文学品质唯一性的价值判断，它只是表示着主体写作视域可能的涉指以及写作价值的某种取向。只有当“公共性”或“个人性”进入形而下的操作层面时，即何由公共、何由个人成为一种实然，公共或个人的内置及其文学存在方式可以被接受者具体感知时，价值判断才开始形成。这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话题。 一 散文公共性的准则是早已前置了的，这毋庸我们在此赘说。个人性则是一个现代性的生成。在传统的文学世界里，个人性不是没有表现，只是它一般不被倡扬。而在现代的时空中，个人性成为不可止抑的存在，并且具有了一种合法的可能性。这首先是现实社会情势的使然。晚清以降，中国开始被整体性地纳入世界一体的轨道运行，西方的价值观念深度地影响着精神体系的建构。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年，正如文学史家黄人在《〈清文汇〉序》中所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异质化合，乃滋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西风东渐，人的主体性潜滋暗长，并且被不断地激发，“立人”演绎成一种时代的要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将“立人”视为国事之首：“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精神。”③ 个性的肯定与尊重从来没有提高到这样的高度被认知。“五四”时期更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时代主题，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极力倡导独立自持的个性人格，在《青年杂志》的开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谨陈六义”，其中列第一的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而所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即意指“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④ “五四”时代，个人与自我被得到史无前例的强化，易白沙赫然以《我》为题，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之性质，即独立的性质”，“西方哲人，所以能造化世界、造化国家者，无他，各自尊重其我而已矣”。在他看来，其时中国当务之急“救国必先有我”。⑤ 由于一批思想先行者的唱和推演，个性主义成为其时影响深广的普遍的社会思潮。尽管其后社会主题发生重大的转移，在相当长的时期，个人与自我让位于民族、国家，但个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与精神品格，一旦具有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必然地会长成一种风景。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中心主义的确立，伴生的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个人性的关怀；全球化时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全息影响，不仅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促成了我们的精神理念等发生诸多的变异。可以说，经济时代与全球化的合谋，使得个性主义的存在有了更为自在的自由空间。这是我们在言说散文的个人性情形时应予观照的前提性存在。散文的个人性是一种特定社会时期的历史性给予。散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它对于社会存在、风景人情和主体自我等写作质料，具有无中介的直接性叙写的特征。散文作家以个人的方式对对象世界的个人性作摄取与展示，散文研究者对于散文个人性的发现与阐释等，其本原皆可归结于如上简述的现代场域。 二 现代个性主义的存在，作为一种主体性哲学思想，对于文学创作与研究影响甚大。“五四”文学顺应其时的时代要求，高标的就是“个性文学”的大旗。茅盾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⑥ 胡适在规划“五四”新文学运动蓝图时，将建立“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作为两大目标。而所谓“人”的文学，周作人对此有一明晰的注释：“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人性就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人的文学”要“发见‘人’，‘辟人荒’”。⑦ 这种个性主义文学观，被现代散文家普遍地接受，周作人已有如上表白不必重复，冰心对此也深以为然，她主张文学“能表现自己”：“‘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话和泪珠”，而“个性的”文学是“真”的文学：“‘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上……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么？请努力的发挥个性表现自己。”⑧ 由此演绎，现代散文关于“个性”散文观的确立，也就变得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