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我们肯定会察觉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相对于解禁的、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这些特征耐人寻味。许多迹象证明，九十年代的文化气氛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变。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例如考察某些著名的作家，举荐文学新锐，或者总结文学史的动向，如此等等。但是，某些深刻的转向愈来愈明显。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之中将这种转向概括为“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这不仅是文学研究机构的交替，重要的是另一种文学研究体制的出场。批评家的活动区域，批评家评估以及介入文学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批评内在风格——一切都在变。如果引用一些人喜欢的表述，那就是“思想淡出，学术登场”。 八十年代具有启蒙时期的不凡气势。振臂一呼的激情，叛逆的思想，种种惊世骇俗之论，富有才情的个人是真正的主角。启蒙就是让个人的思想卸下枷锁，纵横驰骋。据说福楼拜曾经表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些批评家把这句话改写为一个响亮的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西方一度盛行的印象主义批评的确相似。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这种主张令人心仪。无论远见卓识还是平庸之论，无论深刻的片面还是故作惊人语，总之，个性负责一切。“自我”是文学批评之中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范畴。这种状况与盛极一时的主体理论不谋而合。八十年代的主体蔑视一切外部结构——无论是社会历史结构还是语言结构。内心、“内宇宙”或者意识流才是主体的真正本质。如果批评家仍然缩头缩脑，畏葸不前，那么，文学研究领域显然辜负了八十年代踊跃的理论气氛。八十年代的文学杂志慷慨地腾出版面收留出格的批评家，尽量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言论空间。文学杂志出资制造种种批评家与作家相互晤面的机会，一些著名的文学事件——例如“寻根文学”——显然由两家演员联袂出演。这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杂志的声望和经济收益。那个时候，学院仍在冬眠。张口引经闭口据典的学院派犹如迂呆的笑料。 大部分文学杂志在九十年代陷入捉襟见肘的财政窘状；与此同时，学院携带一批数额巨大的经费昂然崛起。尽管办成世界性大学的梦想主要由理工科负担，但文学研究多少分得了一杯羹。当然，加入学院意味了遵从学院的管理体制，博士或者教授这些学衔的资格要求得到了重新核定。无论文学研究还是别的什么研究，学院一律祭出了学术规范的法宝，“六经注我”的姿态遭到了强烈的异议。灵机一动，信口开河，游谈无根，这均为学院尽力铲除的陋习。教授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才情不屑一顾，印象主义的夸夸其谈遭到了普遍的蔑视。严谨，规范，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注释的数量和格式必须符合论文手册的条令要求——这是学院的标准形象。如果说某些老派的文学教授已经赶不上潮流，那么，年轻的博士必须一丝不苟——他们充当了后起的文学研究生力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安分守己地呆在学院的格式内部，循规蹈矩。某些时刻，八十年代的激情、冲动以及叛逆的能量可能突然集聚，如同过度压抑之后的猛烈反弹。我想，这至少是解读九十年代中期“人文精神”辩论的一个视角。如今看来，这一场辩论的某些方面不无奇怪。尽管辩论由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发起，但是，何谓“人文精神”始终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这对于所谓的“学术”气氛多少是一个反讽。我觉得，这个概念更多地积聚的是某种感慨、冲动，或者激情的体验——总之，“人文精神”是他们抗拒市侩哲学的一个口号：“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人文精神’意味了一个高于专业内容的精神信念——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概念缺乏专业的严谨。”① 这一场辩论似乎没有显著的理论收获，但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激烈姿态和争先恐后的发言表明了至今犹存的思想活力。这些景象让人记起了八十年代。反抗琐碎迂腐的经院习气，反抗学术体制的专横束缚，反抗隐藏于市场背后庸俗的实利主义，持续地关注社会历史的情怀——这些精神资源内部无不可以收听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回声。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辩论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那么，八十年代文化的顽强烙印至少是这个事件的特殊意义。 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关注语言问题。一些批评家曾经大胆地宣称，文学到语言为止，某一个年份甚至被命名为“语言年”——一个喜欢颁布学术动员令的年代。当时，语言问题的一个别名即是形式问题。由于“形式主义”曾经声名狼藉，因此，谈论语言或者谈论形式是一种光荣的冒险。尽管如此，八十年代多半是在“表现论”的范畴之内想象语言问题，即语言如何更为精确地“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不就是“表现”内心、“表现”自我的工具吗？浪漫主义的主体观念只能为语言分配一个附庸的位置。显然，这种想象仅仅是经验主义式的概括。然而，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特征之一即是经验主义。对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的理论及其批评模式，多数批评家仅仅做出一个简单的学术表态。通常，语言学研究精确、细致，拥有一定统计数据的支持，甚至拥有相当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实证资料。可是，激情的八十年代缺乏这种耐心——例如，没有多少批评家愿意深入钻研结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反经验主义。分辨言语与语言，发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强调共时态的网络，对于横组合与纵组合做出区分，利用两项对立之间的差异确定相互特征——这些均与人们的语言经验迥然相异。人们通常觉得，语言来自人类对于世界的命名，语言习得的程序是认识一个人、一棵树、一只猫，然后识得“人”、“树”、“猫”字。结构主义几乎是对于这些经验的颠倒：语言体系是内部关系的自我完成，与外部世界无关。这种结论同时瓦解了浪漫主义的主体观念。语言不是主体自我表现的工具，相反，语言决定了主体的形成。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种语言结构决定主体的理论甚至超出了语言学范围而扩张到另一些领域，例如意识形态，或者精神分析学。个人经验之中，“结构”往往无法显现出它的完整、坚固、强大，以至于人们对于主体的自由和能动作用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由于结构主义思想与人们的常识大相径庭，因此，各种结论必须由自洽的理论逻辑获得支持。如果不理解结构主义的一批命题，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共同接受了那些不可思议的观点，甚至也不理解德里达们激进的解构主义具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