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题。题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题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则指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互动”，则指两种研究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指两种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不但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大学里，分属两个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属于中文系的学科，而中国现代历史研究属于历史系的学科。如今，学科的设置越来越细化，同属一系的学科之间，也往往壁垒森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这样，具体到研究者个体，通常的情形也是画地为牢，严守自己的“专业”，不越雷池半步。在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是研究者“专业意识”的越来越强化。香港和台湾大学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每一“专业”内又丛生出许多“方向”。我们惯常见到的是，一个研究者选择本“专业”内的某个“方向”，年复一年地“做”着。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书，不读；非本“专业”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属于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属于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历史专业，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鸡犬之声”也不“相闻”的。在中文系讨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漠不关心。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界，哪些旧说受到了质疑、哪些新说引起了注意、哪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习惯于认为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门前雪”。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历史不感兴趣，那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更是隔膜了。 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两不相干的现象，实在是不合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现代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它的兴衰、它的演变，都与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文学的发展又并不纯粹是被动的。文学也有能动的一面。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当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史。在中国现代，由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空前紧密，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也就表现得空前明显。但是，在中国现代，不仅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历史。换言之，不仅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文学，文学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所以，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一 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让历史与文学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已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汪荣祖所著《陈寅恪评传》，第八章专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汪荣祖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唐诗校释’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① 汪荣祖最后所说的陈寅恪以史证诗但不涉及诗之艺术价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论。这里先指出，汪荣祖据说的“古典”、“今典”，出自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一文的引言。陈寅恪撰《读哀江南赋》，分上、下两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这样的引言：“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引按：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② 陈寅恪在这里，其实也言及以史证诗与对诗的艺术鉴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姑且不论。从这番引言中，我们可知，陈寅恪以史实证文学作品，是要说明作品写作时的“当日之事”，即准确地揭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对作品中“写实”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对唐诗和唐史的研究中，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纯熟，也最能给人以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陈寅恪作为历史研究者和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以唐诗证唐史和以唐史证唐诗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在这诗史互证过程中所发表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则美不胜收。《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论文③，或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从而精义纷呈。以诗证史，可以《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元白诗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诗中尤多。陈寅恪将元白诗中涉及俸料处，与旧史书中关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记载相比照，纠正了旧史书中的一些谬误。陈寅恪发现，凡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俸料，与元白诗中所言无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与元白诗中所言差距甚大。陈寅恪说：“凡属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数额，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④ 从元白诗中所言俸料入手，陈寅恪弄清了唐代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以史解诗，则可以《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为例。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杜少陵哀王孙诗为世人所习诵，自来笺释之者众且详矣，何待今日不学无术，老而健忘者之饶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诵此诗，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之句，则瞠目结舌，不能下一语，而思别求一新解。”⑤ 在家中教稚女读杜甫《哀王孙》诗时，陈寅恪突然发现“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儿”难以解释。如果说杜诗中“朔方健儿”指整个朔方军，则显然于理不合。安禄山叛变，幸赖朔方军平定。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对朔方军，杜甫满怀感激，在不少诗中对朔方军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等热情歌颂，所以不可能对朔方军下“今何愚”之语。如果像一些释杜诗者那样，认为“朔方健儿”泛指安禄山所统领的北方军队，陈寅恪认为也不通，因为在唐代，“朔方”为一军政区域的专有名词，并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陈寅恪凭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熟稔，认为这里的“朔方健儿”指原属朔方军的同罗部落。安禄山诱害同罗部落酋长阿布思，袭取其兵卒。同罗部落原为朔方军劲旅，归附安禄山后则成为安禄山叛军之主力。至长安后，同罗部落复又叛归其旧巢，陈寅恪说：“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复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⑥ 没有对唐代历史和地理的精细知识，就不能对杜甫《哀王孙》诗中“朔方健儿”做出准确的理解；而不能准确地理解“朔方健儿”之意，就很难说准确地理解了整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