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这是文学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每个时代都在成为历史的宿命中不断前行。时间的挽留唯有靠同时代人的记忆和书写。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何为自己时代的文学立此存照？如何保持文学研究与文学现状的同步进行？如何使我们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一些爬梳的可能？在以文学收藏时代的名义之下，“新世纪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了它的理论旅行。早在1993年就有将“新世纪”与“文学”一并谈论的文章，如荒煤的《新世纪的文学要真正站起来》①、冯牧的《新世纪对文学的呼唤——〈世纪印象〉引发的一些感想》②、吴野的《呼之欲出的新世纪文学》③。但这些文章都把新世纪作为文学的一个时间性定语看待，并未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提出。真正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并加以研究始于《文艺争鸣》，自2005年第2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持续到今，可谓领时代之先。至此，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展开了以“新世纪文学”为中心内容的学术会议和小范围的学术讨论。而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较高水准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在2007年第1期连续转载了三篇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文④。人民文学出版社亦于2007年1月出版了由张未民等主编的《新世纪文学研究》论文集，该书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对象。可以说，学术界、官方机构与主流传媒的认同更加凸显了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也从更大范围反映了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随着对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深入，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和研究方法也逐渐显露，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亦从内部证明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被提出的有效性、广延性。因此，有必要就近年来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加以整合，进而引起更为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有四个方面需要学界进一步关注。 一、“大文学”与“大历史”的关系：弥合还是悖论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难以说清、互相驳诘的问题。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更是将二者关系阐释得充满玄机。所以在此框架中谈论文学与历史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文学处于历史之中，被历史所规定；另一方面，历史对于文学的选择往往远离文学本身。它们的距离究竟有多大？是文学修补、想象、照亮历史？还是文学拼接、解构、篡改历史？是历史选择文学？还是历史遮蔽文学？这样的疑问可以无休止的争论下去。 恰如程光炜在《“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⑤ 中追问的：“‘新世纪文学’究竟是一个‘文学’命题还是一个‘历史’命题。”⑥ 正是在这个问题背景下，“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个是“大文学”，见于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⑦，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也正是应对文学形势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试图整合各种资源，超越纯文学的概念局限，从而重构21世纪的‘大文学观’。”⑧ 也是在这个“大文学观”的涵盖下，该文及稍早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⑨ 同最近的《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⑩ 共同构成了雷达对“新世纪文学”命题中“大文学”观念的拓展。在笔者看来，这种“大文学”观念的提出是为“新世纪文学”确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重新找到文学应有的功能和自信，为文学重新确认当下及未来的位置所在。但“大文学”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它涉及“新世纪文学”命题中另一个关键词，即“大历史”，见于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11)，论者认为：“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发展却是在两个方向上获得的：一是在对于世界秩序的参与中，二是在普通人争取财富，改变人生的努力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获得了百年现代史中最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在这里，现代中国所并没有历史境遇却由于空间的转变已经来临，历史超出了我们预设的途径，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意外，但其实这也是‘大历史’本身的转变的结果。中国历史超越了原有的‘弱者’意识和‘反抗’意识，获得了意外的发展。”(12) 其后的《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13) 继续了他在“大历史”观念下对“新世纪文学”的思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张未民对“新世纪文学”的“时间”问题的探讨，见于《中国文学的“时间”——关于“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14)，文中谈道：“新世纪文学仍在求新之中，却与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走出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性关系，与历史同时与现实生活也没有多少紧张的情境，反而显得从容、宽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以前的文学，或者二十世纪的文学有很多继承性的倾向在里边，也有很多改变在里边，而其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一种超越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和‘断裂’的倾向，并因此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成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后世纪’，是现代性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了一种新的超越，一种历史的新的总体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也因此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存在的理据，从而开启自己的‘新’的‘世纪’。这正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逻辑的起点。”(15) 显然，该文对“时间”的论述将张颐武提出的“大历史”具体化，也更为学理化了。而对历史中时间问题的想象和谈论恰恰暴露了在构建“新世纪”这个命题背后所隐含的现代性焦虑。即使“大历史”下的“大文学”依然无法逃脱这一被外在框架所规定的宿命。 “新世纪”的指向是一种时间概念，而“大历史”、“大文学”都是一种空间概念。尽管论者极力主张：“在时间的理性寻求基础上寻求空间的发展，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合乎规律的丰富性和盛大性的前提。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往往既有时间的循环与进化，又往往以思想文化的、地理的、个性风格的空间展开取胜。新世纪文学自当以此道视之。”(16) 但也需要给予思考的是：宏观研究视野之下是否又是“大历史”对文学的遮蔽？在涉及到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往往是“大历史”无法解决的。这在张颐武另一篇文章《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17) 中凸现出来。事实上，论者在文中更应注意的是这个“新世纪文学”侧面研究中隐含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认为：“当前的‘新世纪文学’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18) 另一方面，认识到：“这种反映也凸现了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问题。这种对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前境遇下文学的典型表征。……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19) 笔者以为张颐武对日常生活平庸性问题的反思，更为突出地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新世纪文学”的这种“大文学”观念如何与“新新中国”的“大历史”观念保持内在的一致？正如论者自己所言：“文学悖论式的现状是新世纪文学重要的特征。它源于对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一种理解的复杂性。”(20) 毕竟，无论怎样的“大历史”都不是无端生成的，都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中做一番考证。况且中国文学自古就有以文写史、以文证史的史家传统，更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言：“三代以上之为史，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21) 相对于历史想象的宏大叙事，那些无关天下大事的文学虽只能是入于稗类之流，但因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是表面弥合之下的内在分裂，甚至是作为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因而文学的魅力才得以在历史的潜流之下绵延不绝，正所谓“伪乱真而文胜质”。实际上，从张颐武的《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对“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分析来看，论者已经很好地触及到这一文学的悖论式存在问题。而文学之所以会使其自身在历史中呈现为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内在的文学精神，是在于这种精神失落还是坚守。所以，“新世纪文学”中的“大历史”尽管规定了文学存在的时代背景，但它仍不可能对文学存在的本质属性作出改变。所谓的“大文学”如果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生态，那么就更表明了文学嵌入历史缝隙的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