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香港文学，按道理应该对“香港文学”这个词语先下界说。郑树森（香港文学的界定）一文以为：香港文学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广义的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①。这话当然说得不错，可是笔者以为此时此地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与辨析。 首先，谈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注意它所涉及的地域观念。文学是一个极为广泛而难以确定的观念，谈论它，可以从国别、种族区分，也可以从朝代、文类区分，其中颇为常见的一种，是从地域着眼。例如古代有公安、竟陵、常州、阳湖等等流派，近代有“京”派、“海”派等等。它们都是从某一地域的观点，来讨论作家及作品的问题。所谓“香港文学”，自然属于这一类。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讨论某一地域的作家作品时，往往是把它和其他地区的作家作品，一方面区隔出来，另一方面却又拿来互相对照比较，求其同，较其异，然后才可以看出各个地方区域的特色。而且，在对照比较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它必然有独特不同之处，也必然与其他地域有共同相通之处。前者我们称之为独特性，后者我们称之为共通性。 我们知道香港原是僻处岭南的滨海小岛，一百多年来，它却由以捕鱼为业的渔村，变成国际著名的金融大都会；它曾长期割让给英国作为殖民地，自1997年起，却又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的发展历程，自然值得寻索探讨。有不少人注意到，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居民只要不违背港英政府颁布的法令，那么，想要提倡中华固有文化，维护传统，或者师夷崇洋，全盘主张西化，都悉随尊便，可以各行其是。在上世纪中后期，就常听到有人戏称，大清律例、民国宪法和英国法令，同时存在于新界、九龙和港岛。即使是目前，大家也一再强调“港人治港”，表示香港居民有其自主性，希望外力不要干预太多。这样的情况，和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曾租界给列强的上海的一些地区，或者曾被英、法政府殖民过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都显然有所不同。这可以说是它的独特之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的香港居民，无疑的，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都是过去一百多年间，由其他地区先后迁徙而来。其中以华人所占比例最大，他们之中，粤、闽、沪籍的人口最多。固然他们迁居香港，有的是为了经商谋生，但不容否认，有很多人是为了避祸逃难。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教界人士。他们分别在民国肇建、抗日抗争、国共内战及文化革命前后，南下避居于此。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观念自然不尽相同。加上英国殖民以后，欧西等各国人士来港者日多，华夷杂处，东西交会，一切显得纷繁而多样。大家为了生活和谐，社会安定，固然学会了包容异己和互相尊重，但也各自保存着一些原来的文化习惯。因而，所谓香港人，在身份的认同上，较之其他的地区或城市，也要复杂一些。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香港人，持有两种以上的护照或身份证件。他们自认是香港人，同时也是某某地方的人。这意味着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很大。过去，常有人说香港不民主，却很自由；也常有人说，香港“不中不西”，却又“亦中亦西”。我以为这些话都不无道理，但这也同时说明了：香港固然有其独特性，然而在其独特性中，实际上又与其他地区、城市有互通共同之处。我们称之为跨地域性。要谈香港文化或香港文学，我以为必须从这里谈起。 二 谈香港文学，除了要注意其地域观念的特性之外，我以为还要注意到香港作家身份认同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香港作家？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香港文学？上文引用郑树森广狭二义的说法。狭义的那种，属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写香港的人情事物，在香港发表、出版，自是道道地地的香港文学，但这种说法画地自限，未免过于狭隘。广义的那种，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包括了原非香港出生的人，却曾经居住于此，后来又迁往台湾、大陆或欧美等地，他们的作品，也未必发表在香港。这种人算不算香港作家？郑树森以为应该算，但当事人自己怎么想，则不得而知。在我想来，恐怕因人而异。据说徐訏居住香港几十年，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要把他归属为香港作家，恐怕他不会乐意。余光中居港十年，写了不少歌咏香港的诗文，影响不小，谈香港文学，如果对他略而不提，恐怕也会起争议。有人告诉我，应该视这些作家是否曾经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证而定。如果他曾经拥有，当然算是香港作家；如果他从来不是香港居民，只是在香港投稿、发表作品，就把他列为香港作家，把其作品列为香港文学，似乎也不适宜。 这样的看法，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想，还是有讨论余地的。 我想到的问题是，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香港，但他后来写作、发表的地方，都不在香港，甚至所写的题材内容也与香港没有关系。一般香港的文学工作者，也不知其人。这样的作家，要怎样归类呢？ 例如陈子善曾经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幻洲》、《现代小说》等刊物中，发现谢晨光其人，认为他是香港的“北上作家”第一人；说他擅长描写爱情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②，可是他在香港却罕见有人提起。又例如我以前在台北时，知道一位香港出生的政大侨生，本名叫吴思明，在台湾读书、就业，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笔名叫司马翎。我一直以为他和卧龙生、古龙是台湾武侠小说界最值得注意的代表作家。③同样地，他在香港也鲜有人提及。我常常想，这样的作家作品，如果不算是香港文学，那多么令人惋惜！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发表、出版的，可是作者却已不详，无从查考。例如我以前在台大读书时，看到香港出版的女侠盗黄莺的故事系列，作者署名“小平”及“一平”。我个人以为不止在香港，即使在中国民初的侦探小说，也罕有那样恢宏而缜密的格局。我到处向人请教。有人说可能是倪匡所著。我亲自请教倪匡，他说不是。他还说印象中书稿来自上海。文笔相当好，却无法得知作者是谁。卢玮銮教授则告诉我，最近已有人找到作者“小平”其人，现住上海浦东。我非常期待有进一步的确实数据。又例如我在四十几年前，从香港进入台湾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上读到一些至今记忆犹新的作品，一样不知若干作者为何许人。这样的作品，是在香港发表的，如果不视之为香港文学，又是多么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