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07)04-0062-03 纵观近几年的甘肃小说界，凉州（即武威）作家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一批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被甘肃评论界称之为“凉州兵团”。这些作家在风格上各有特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常年工作生活在外地的凉州籍作家，如史生荣、马燕山等，他们的作品尽管也同凉州的民间文化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但是，总体上看来，其创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都市文学的写作倾向。第二种是常年留守在凉州本土的作家，如雪漠、李学辉、董唐寿等。这些作家浸淫于凉州厚重的本土文化之中，热爱并珍视着这座天然的写作素材宝库。笔者认为，第二类作家的创作标志着“凉州小说”的形成。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在叙事中大量地运用俗语去记述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则成为这种地域特征的具体指标。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凉州厚重深远的历史文化在当代作家的写作中构成了某种“原型”，在自觉不自觉间，这些有着多年农村生活体验的作家们成为了这些文化基因的传承者，正因为这样一种文化和心理的背景，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试图对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做出某种复原，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重构和发展。当我们梳理俗语及其所表现的民间生活时，会听到来自远古的声音，但更能感觉到古老大地在现代社会中鲜活的文化气息，因为“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它同时又是记录文化的特殊系统。语言既有其结构系统，又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研究语言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文化内涵”。[1]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分析凉州小说中的民间俗语时，会发现，这些俗语其实承载着关注乡土的甘肃作家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这些至今仍活跃在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以一种非常民间化的方式体现着作家们的文化选择。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用自己的精英意识发掘出了这些俗语中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即，一、理性的民族意识；二、健康的人性视角；三、和谐的社会理想。 一、理性的民族意识 甘肃的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生活着汉、藏、蒙、土等多种民族，在漫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过战争，也有过正常的交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文化和心理在碰撞中发生着整合，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是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的。”[2]当我们分析河西民间俗语时，会发现，许多俗语就生动地记载了民族间文化互相影响的历史过程，而作家对这类来自田野的素材的处理态度，整体上显示了他们非常理性的民族意识，具有现代特质和知性风格。比如董唐寿，这个热爱民间文化、认真执着的写作者，在其作品《独弦操》中讲述了一个很会唱“凉州孝贤”的张瞎弦的故事，“张瞎弦的名气就像风地里吃炒面——一下子吹了出去，身价也随之提高，这样一来，斜爷也就请不起了。”“炒面”是藏、土等民族的一种日常饮食，便于携带，且很耐饥，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饮食，从这个歇后语中，我们就看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痕迹。再如作品中记录了张瞎弦唱的“曲儿”，有如下的唱词：“哎……／一个佛爷有一炷香，／一株草苗儿有一绺绺天，／一个羊羔儿的嘴边有一把草，／一个猪娃儿的槽里有一升糠；／圣人给我们瞎子指下了一条路，／叫我们唱些小曲儿来把世人劝……”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如果说这样的分析是表层的，那么，在雪漠的作品中，则深入地挖掘了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在生活和心理上的深层的互相影响，而且，从作品去看，作者有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展现了在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影响下，凉州地区形成的硬朗而开阔的文化意识。这在其作品《大漠祭》和《猎原》中塑造的正直而有血性的男性人物孟八爷和猛子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样一个塑造过程，仍是通过一些俗语得到了最鲜活的展示，如《大漠祭》中打了一辈子猎的孟八爷曾说过这么一段乡土气息十足的话：“人老三不才，放屁屎就来，话碎赛虮虱，撒尿淋湿鞋。不成了。若年轻几岁，或许还能学个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杀他个七出六进。现在，老了。”据作者介绍，这个人物原型是现在甘肃古浪县下酸茨沟村的一个猎手，猎技精湛，为人正直，在当地德高望重。下酸茨沟村毗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上酸茨沟村，居住着藏、土、蒙、汉等多种民族，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生活中来往通婚，在生产中互通有无，形成了非常和谐的生存状态，所以，可以断言，孟八爷的形象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混合体，是一种文化交融之后的生动形象。在典籍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凉州文化就是一种刚性十足的文化，而且其成因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有着必然的关系，“凉俗勤稼穑，多畜牧，少盗贼。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烈士、武臣多出于其地。推锋执锐，父死子战，无反顾心。”[3]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治史时的态度是有着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如下面这段记述就带有这种色彩：“八力漫插汉一部，环居本县东北境外，接连宁夏边界，总隶贺兰山附马荣庆公部落之下。族类亦繁，捍卫内地，与汉人一体交易。本营兵丁中，择能翻译者，谓之通士，说合市评之。夷人亦有能通汉语者。其俗质直，不谙中华礼教，然粗知忠孝大义，性嗜酒肉，交易至内地，汉人饲以饮食则喜，否则色艴。汉人至其巢，亦加款接。无房屋、床榻，结毡帐聚族而居。无定所，逐水草为住牧地，故岁常数迁。”[4]这样的描述从单方面表现了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而事实上，不同族群间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某些健康而硬朗的文化因子也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在史志中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反映，然而，在当代的凉州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相对理性的民族意识，即正视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正常互动。 二、健康的人性视角 凉州是内地通往新疆及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以“通一线之广漠，控五郡之咽喉”而著称。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它实质上是西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民间文化的质朴和淳厚影响着生活在凉州大地上的百姓的心理，也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在作品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本色的文化因子，它们用一种和谐的方式表述着作家健康的人性视角，作家又用民间俗语展现了这种可贵的人性。 比如在《大漠祭》中讲了这样一个幽默的故事，农村媳妇凤香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仓促之下钻入了老顺家，又在情急之下钻入老顺的被窝。在这个年轻媳妇逃走之后，老顺老两口就此事展开了讨论：“老顺忽然笑了，边笑边说：‘怪不惊惊的，想这种馊点子。’”“灵官妈又发作起来，‘有啥高兴的？想啃嫩葫芦？胡子拔掉，挖碗面，把脸上的坑坑凹凹填掉，啃去。’”这是一段颇富民间幽默的对话，老伴的抱怨中折射出一种朴素的民间哲学，即老人应该做符合自己身份、年龄、德行的事，不应该做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径。这里，我们看到俗语反映出一种淳厚的民间观念，即农民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角色的理性认知。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猎原》中，猛子在和凤香有染之后，作者让他做了这样一段内心的忏悔：“这时，他才有些后悔和凤香的那事了。能穿朋友衣，不可戏朋友妻。猛子觉得自己不是。”也体现了某种严谨自律的民间伦理观念。此外，作品中还非常用力地展示了农村社会中人们“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凉州民间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如果说朴实憨厚的农民只是用自身的行为踏实地践行着这一可贵的精神，那么，民间俗语对此做了相对理性的总结，如《独弦操》中有这样一段话：“钱是啥？是身上的垢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段民间俗语就相当到位地总结了农民的思想认识。相似的描写出现在《猎原》中：“女人又说：‘有钱的，都是蝎虎子，想想，还是这里安稳。要说，这豁子不错，心实诚。我爱也爱了，经也经了，想清静几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不以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而是非常重视人之为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气质，如《猎原》中所说，“但他们却有很好的‘格’，这‘格’，相当于‘身价’，但又比‘身价’复杂，是‘身价’、‘面子’、‘身份’、‘位置’、‘威信’等许多含义的综合体。人一办了不符合身份的事，就失‘格’了。”“红脸的‘格’是牧人中最好的。除了他伶牙俐齿，爱犟嘴，谁都从心里怯他，不敢挡其锋外，还因他当过生产队队长——这几乎等于退休干部了。更因为，他会一手绝技：打抛溜子。”而作品中孟八爷给猛子传授“炒药”诀窍时，要猛子立下誓言，绝不能胡乱放药，绝不能传给别人。猛子当下立誓“对，若这样，见利忘义，传给别人，胡乱放药……叫我天打雷劈，得大背疮，断子绝孙，生下娃子没屁眼，祖坟里埋的是老叫驴。”这段描写颇有武侠小说的风范，实际上是用通俗易懂的俗语展现了人们至真至纯的精神世界，读也豪壮，想也深远。又如，在李学辉的小说《孤静》中，讲了一个略带感伤的“准爱情”故事，女雇主爱上了为自己割麦的壮实男人，但男人待之以礼，在工作结束后匆匆返家。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夜风很凉，男人觉出了凉意，便裹紧对襟褂，在身上放了几个麦捆，硬合上眼睛。麦穗头一触身子，就痒痒地难受，男人忍不住哼了一句‘出门一里，不如屋里’”。这句俗话反映出的是农村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情结，表达的是故土难离的脆弱情感。这样的一句话出自一个单身的打工男人之口，可以想见他内心对家中女人的思念，而他面对其他异性时又非常自律，俗语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使人物产生了一种人格魅力，绽放出正直而磊落的人性光彩。这部作品确实使读者产生了“凉州不凉米粮川，人烟扑地桑柘稠”的温暖感受。
